细小而真实的创新，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它源自最近五年在全世界兴起的社会创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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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做义工照顾老人，按小时积攒下来的“爱心信用”，将在未来某天变成你的“爱心养老金”，还能用来为心爱的人“购买”照顾——在过去三个月英国怀特岛的小范围试验中，这个名叫Care4Care的创意得到了100名当地居民的参与。良好的测试反馈，为care4care赢得了“创新孵化器”青年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的投资。这份投资将持续到2015年，期间它将进一步获得帮助，以期实现自给自足。这家社会企业也将从怀特岛拓展至全国。
“做一件社会需要的事情，就有机会像Care4Care一样得到孵化器的资助。”英国科技艺术基金会（NESTA）首席执行官杰夫·摩根（Geoff Mulgan）说。在英国，有30个社会创新孵化器。以Young Foundation为例，他们偏爱那些“小却真实可行”的项目。比如，Couch Surfing，一个将旅行与社交结合起来的网站，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沙发床”，让世界各地的旅行爱好者互相联络；或是一个类似于Sutton Bookshare的发明，它鼓励伦敦居民把自己的书，在一个公共图书馆系统中分享，从此你不用大老远地跑去图书馆，可以找邻居借书看；再或者，是一个像Buscar的主意，为不同城市的居民，提供差旅期间交换租车服务。
6月10日，在香港“创不同”学院和英国“全球创新学院”的课堂上。杰夫·摩根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创新”？在座的50多个社会企业家立即开始抢答。“维基百科，开源软件，社交网络”，一个坐在前排的男生说。后排有人喊道，“联合办公空间、创客空间、TED大会”。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有人说，“还有微金融、手机转账”…… 杰夫·摩根点点头，“社会创新是一个与快乐有关的词，它可以是任何满足社会需要的新观点、新机构、新方法。它不是传统商业意义上的创新。它把目光投向过去被忽略的社会问题，例如药物、虐待儿童、贫穷，一切跟普通人的生活有关的方面。”
现年40岁的杰夫·摩根曾是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政治顾问，是英国智库Think Demo的创始人。他出版过一本谈论如何制定公共政策的书：《策略的艺术》，建议政府放弃短视，制定长期政策。他气质沉稳，演讲时，细心地照顾听众感受。2008年，他离开政府，加入仅仅拥有80个成员的Young Foundation。一年后，他又进入专门给社会创新拨款的NESTA。他说，“在政府工作，有更多的安定、特权和地位。而在一个小机构里工作，你总要付出更多。社会创新不是空谈，是扎扎实实的手头工作。”
在英国，社会创新不是个崭新的概念。半个多世纪之前，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英国创建了几十个社会企业。2002年他去世时，《纽约时报》讣告称他为，“一个社会学家、改革者，二战之后英国福利状况的主建筑师”。随着他的离去，这些活动如失去花匠的苗圃逐渐凋敝。少数几个项目在2005年合并，如今以Young Foundation的面貌示人。在前互联网时代，社会创新是一个个孤岛。这使得它听起来像某种不切实际、充满理想主义的论调。但迈克尔·扬的精神遗产延续至今——承认政府、大企业、慈善机构的不足，转而向大众寻找智慧与力量。
如今，社会创新却以一种超乎想像的节奏涌现出来——印度诞生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企业BRAC，拥有100万网站成员，50万名用户。西班牙出现了规模最大的合作社Mondragon。香港的一名社会企业家告诉我，“最近五年，社会创新成为香港年轻人谈论最多的话题”。政治家都无法忽视它们的力量：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在白宫设立了社会创新办公室，每年提供600百万美元的经费；在英国，NESTA每年拿出4000万英镑支持社会创新机构；几个星期之前，加拿大多伦多发起了一个社会创新中心。
这个潮流为何会出现，它与从前有何不同？以Young Foundation为例，作为一个社会创新孵化器，它要对各种创意进行筛选。一个新项目的发起人，要学习一套创办社会企业的完整方法——从“定义问题”、“提出创意”、“搭建原型”、“测试改进”、“获得成功”。每走一步都能得到指导孵化器的指导。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按照《黑客与画家》的描写，保罗·格雷厄姆就是用这套方法，成为“硅谷风险投资之父”。“根据格雷厄姆的设想，Y Combinator既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孵化器，也是一个教导员，还是一个与投资人联系的中介”，译者阮一峰写道。而今，风险投资的这套方法将被用于一个与金钱无关，但关乎人类快乐、福祉的领域。
在最初的外部输血之后，实现自己自足，是社会企业正在进化的另一个方面。在成为孵化器之前，Studio School是Young Foundation最成功的项目。它创办于2007年，拥有17所分校，为较早进入社会的青年培训生存技能。这所新型学校，以博采众长著称。以“实地训练法”为例，这个灵感来自澳大利亚的Aqua farm。在那里，生物课就是养鱼，销售课就是去镇上卖鱼。“教练与导师制度”则来自印度的一些学校，每个学生都配备一个教练。三年前，中国一所扶贫学校的工作人员曾前往伦敦Studio School取经。他回忆说，“Studio School愿意输出品牌和教学体系，报价是每年交纳十万英镑，这是学校的盈利来源之一。”
“我们从来没有把社会创新看作NGO或者慈善机构”，SIX（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e）负责人路易斯说，“它包含了一个观点，每一个人都能产生好的创意，人人都是社会的塑造者。它产生的化学反应，是让人从被动走向主动。”在过去五年中，SIX的成员收集到了世界各地3000多个社会创新案例，他们把这些发生在北非、巴西、中国等地的故事，命名为《社会创新开放手册》（《The open book of social innovation》）结集出版。明年，SIX还将与NESTA、YoungFoundation合作，搭建一个分享创新知识与经验的网站。
“许多人有创新的愿望，但他们的活动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我们将收集世界各地的经验，分享关于创新的知识和工具。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对此负责。”杰夫·摩根说。这个网站，将为每一名社会创新者，提供关于“如何发起社会企业”、“如何组织资金支持”、“如何使用设计方法”、“如何获得成功”的参照系。他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学习时代，“这也是社会创新令人兴奋的原因，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力量拥有绝对优势。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能假装自己不用学习。”
在两天的课程中，Big Society Capital被杰夫·摩根反复提起。两个月前，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休眠银行账户下那些无人问津的小额资金，加起来多达600万英镑的一笔巨款，将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创新资本。他希望这个方法能被复制、运用、推广到世界各地，“它将改变社会创新领域的资本结构，从小规模的慈善行为，小规模的政府资助，互联网的众筹工具，变成一个整体规模更大的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