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真怪，灾祸喜欢选择一些不相称的或平凡的面孔来表现自己”——萨冈
（一）近在咫尺的溺水
2000年9月23日，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个日子。
那天是周六，刚上初一的我，和7名要好的小学同学约好出去玩。百无聊赖的初秋午后，阳光还是有些炙热，不知是谁提议，不如去游泳吧，少不更事的我们纷纷响应。于是一行八人，兴冲冲地向着城南大水门的欧江边走去。
21世纪初的家乡，还只是一座百废待举的闭塞小城镇。江边的砂石路还坑坑洼洼，也根本没人想象得到，多年后这里会被修葺成绵延数公里，齐整而又气势磅礴的防洪堤。
那条江，算是家乡的母亲河，但每年也都有生命被其吞没。我们也根本未曾料想过，死神会在那一天，在江水里出现，带走它的下一个猎物。
在江边玩了会儿石头，大家很快就想下水，当时城市里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游泳馆，因而那个年代长大的人，也基本上都没正儿八经学过游泳，最多在那些水深不过一米的池塘里狗刨几下，能从这头游到那头，就觉得自己是个水性不错的人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的穿了一双运动鞋，于是，我就决定不下水了，在岸边丢石片打水漂玩，或许也是因为畏惧湍急的水流。最后，有四个同学下了水，一开始，四个人都只是在浅水一带，但没过多久，两个胆大又自恃水性好的家伙就往深水里游去。
要知道，瓯江毕竟是省内的第二大江。我没测量过最深处水深有多少，但没过一个12岁的小孩头顶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
一开始，我们都能看到两人起起伏伏，顺着水流的方向漂浮着。可没过多久，不好的预感就席卷了我全身。
因为，水流的速度，明显的变快了。（事后得知，那是上游的水电站开闸放水的缘故）而两个人，也离岸边越来越远，脑袋起伏的频率明显不再规律。
恐惧，只剩恐惧，那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相信其他五个人也一样。
他们俩会不会溺水？成为心头絮绕的唯一念头。
怎么办？六神无主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反应，只是木然的看着那两人的脑袋，希望他们能游回岸边。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惊喜地发现，有一个小伙伴阿龙，挣扎着朝我们的方向游了过来。
阿杜呢？大家焦急地翘首以盼，希望也能发现他的踪影。
可是，一直到阿龙挣扎回到岸边，气喘吁吁地趴在砂石上直喘气，我们也没有再在水面发现阿杜的踪迹。期间，似乎在江水下游，视野的尽头处，有一个像脑袋的圆点，起伏了几下，就消失不见了。
这时，大家都知道大事不妙，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几个人去报警，剩下的人留在岸边。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慌不择路地穿过大水门的城门，跑向主干道，在路边的一家粉干店门口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拨打了110。
电话是由阿剑打的，他结结巴巴地告诉电话那头，有个小孩溺水了，让他们快来人。可是电话的人似乎并不相信，反复问了几次，阿剑焦急地大声喊着让他们来救人。事后阿剑说，对方问他是不是在恶作剧，说小孩子不要骗人，“不然把你小鸡鸡割掉”。
打完报警电话，阿剑又给我们每家人的家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在江边，有人溺水了。
当时阿剑并没有说清楚是谁出事了，所以后来外公告诉我，他接到电话后犹如晴天霹雳，双腿发软，险些跪倒在地，以为自己含辛茹苦抚养了十多年的外孙没了，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和我妈交代。丢了魂似的开着摩托车过来，直到发现站在岸边的我毫发无损时，才仿佛重新活了过来。
我被外公领回了家。阿杜的尸体，直到第二天才被捞起，我没有去现场。
后来警察上门做笔录，让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据阿龙说，他和阿杜被水冲走后，阿杜曾奋力地将他往岸边推，可以说是救了他一命。而我把我记得的和自己的判断也都对警察说了，我说看到他俩一开始被水冲走时，距离应该起码有四五米远，阿杜有没有救人，我不知道。
后来，这件事，以家乡晚报头版上一篇文章画上了句号。阿杜被认定是舍己救人，文章的结尾号召大家学习阿杜的精神云云。我也因为亲历者的身份，头一次上了报纸。这是我的名字头一次以铅字的方式出现，却是以这样荒诞的形式。
而我的证词，也被荒诞地描述为：“据XX中学杨XX等人描述，确实看到阿杜有舍己救人的举动”。这也让我产生了对某些人某些部门持久的不信任，直到2012年亲历了另一件事，才扭转了这种偏见，这是另一个故事，按下不表。
阿杜是我小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家境不好，还有个亲哥哥。阿杜生前经常来我们家找我玩，有时也会留下一起吃饭，我们一起玩小霸王，后来玩PS一代，一玩就是一整天，也会问我借书，或是让我教他做作业。
阿杜死后的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精神恍惚，经常梦到他坐在我房间里的书架旁看着我。梦里的我没有害怕，我多么希望那天他只是和全世界开了个玩笑，他还活着，他又来找我玩了。
（二）早已注定的结局
作为一个预兆的亲历者，我感受到冥冥中宿命的力量。
2004年，高一的第二个学期，我心血来潮想体验住校的感觉，因为在过往所有的求学生涯里，我都是个通校生。曾经在小升初的时候动过考我们当地最好民办初中的念头，但却因为当时我依然会尿床而作罢。尿床这个毛病，伴随了我十三年，直到初二才痊愈。
因此，当我第一次住校，感到非常新鲜和有趣，有了从未有过的一种人际关系叫“室友”，有了需要早起晨跑和做操的规律生活。可惜，这种住校的惬意生活很快被一件意外的事给中断了。
那是2004年5月20日，一个喜庆的日子。那天，一个和我们家关系很好，有着三十多年友谊的长辈，我从小称之为“姨公姨婆”的夫妇，嫁女儿。女儿和女婿，和他们自己一样，都是老家医院的医生。因为夫妻俩人脉好，因此婚礼的排场很大。那天不是周末，而我白天有满满当当的八节课，晚上还有晚自修，于是我下午放学之后就骑车匆匆赶到了酒店。
婚礼的流程冗长，晚自修6点40分开始，我几乎等不到几个热菜上桌，就要先离开，因而基本上我是靠吃冷菜填饱了肚子，然后，和大家告别后赶回了学校。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腹疼，疼了几乎一夜。第二天早自修，我就呕吐不止，早操也没有参加，和老师说了下，通知外公来接我。
外公赶到教室，扶着虚弱无力的我离开，一路走，一路还在路边的花坛里继续呕吐。回到家后，上吐下泻，基本上一整天都抱着马桶没离开过，吃了药也不见好转，当晚，开始高烧到39度，没办法，我被送去了医院。
到医院一问，听说昨天参加婚礼，竟然有50多个人都住院了，症状也都类似，呕吐腹泻发烧，初步鉴定为食物中毒。
而我的病情还在恶化，浑身发抖，体温继续升高到40度，意识一度模糊。我都一度以为自己快死了。
幸好，只是我脑子烧糊了的臆想罢了。住院第二天开始，病情逐渐好转。而我们也知道了罪魁祸首，是当天酒宴的其中一道冷菜——海蜇头，被重金属严重污染，从而导致了起码55个人（入院就医的人数）食物中毒，而我因为冷菜吃的最多，是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一位。酒店工作人员还送来了花篮水果和慰问金，并表示歉意。
出院后，我不再住校，回家调养。一次食物中毒，让我损失了近十斤体重，面容枯槁，摇摇欲坠。
再接下来，这件事逐渐被我淡忘了。日子慢慢过去。
时间到了07年秋天，我大二。国庆，我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外婆一脸凝重的告诉我，姨公姨婆的女儿发生了车祸，她丈夫开着电动车载着她，被一辆货车迎面撞飞，丈夫腿部骨折，而她头部着地，经过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成了植物人，躺在重症监护病房里。
我听后不胜唏嘘。
而故事的结局，是那年的寒假，我再回家，外婆说，姨公姨婆的女儿死了，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几个月，终究还是没有挺过去。留下了年幼的儿子，撒手人寰。
这距离他们结婚，仅过去了三年半。
再后来，我就很少见到姨公姨婆来串门，零星的几次见面，也都聊不上几句，他们就匆匆告别。每次看到他们二老比往昔苍老得多的脸庞，看到他们带着年幼的外孙，落寞离去的背影，都让我觉得，他们女儿的悲剧，从婚礼那天开始，就有着一个明确的，巨大的，黑暗的征兆。
可能，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
（三）擦肩而过的非典
2003年，全国人民都迎来了一件大事，抗击“非典”。非典是个无形的概念，一例例的确诊和死亡毕竟只是数字，而化为具体概念并且留在记忆中的，则一定是和自身息息相关的事。以下是我从记忆碎片中抽取的两截。
其中一截，是一段笼统的印记。那年的春末夏初，大约4-5月间，每天上学需要量体温（实际操作是每天让我们自己上报一个体温），若是有体温异常波动，比如高于37.5℃的，老师就果断不会让你来上课了，同样的，若是真的身体抱恙，你和你的家长也根本没有心思来关心上课。那段时间，但凡有人咳嗽都会造成附近人群人心惶惶。每天飘荡不去的味道，是空气中的醋酸味，因为据说用醋可以进行空气杀菌。
而另一截，则残酷地摧毁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也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那件事，发生在头一年深秋，应该就是2002年的11月，具体是月初月中还是月末已随着时光流逝而变得模糊，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追溯。但我记得的印象就是已经到了以暖身子为目的，而在家吃火锅的冷天气了。
有一个和我们家关系不错的阿姨结了婚，她的丈夫，是个憨厚的人，个头不高，微胖，跑长途运输，以福建、两广为主。
跑长途的人都很忙，平时难得见到他一面，那次应该是两趟运输的间隙，他来我们家吃饭。那天我记得，我们吃的是火锅，就是随便弄个萝卜排骨之类的锅底，然后烫很多菜的家常懒人吃法。当时家里的餐桌就摆在厨房，一面贴墙，四个人围坐剩余三面，吃得不亦乐乎，那天餐桌上我就觉得那位叔叔似乎感冒了，不时咳嗽。但可能因为他爱抽烟的缘故，大家也没都往心里去。
吃完饭，他正常地和我们告了别，回家。
当晚，外婆和他妻子也就是那位和我们关系不错的阿姨通电话，听说她丈夫有点发烧，吃了药也没压住，可能要去医院挂个盐水。
第二天中午我从学校回家吃饭的时候，听说那位叔叔发烧更严重了，而且医院的诊断是急性肺炎，可能要转到监护病房。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传来。那位叔叔，死了。
医生给的死亡诊断书上说，是急性肺炎并发症导致的器官衰竭。
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肺炎，竟会这么迅猛地要了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的性命（记得那位叔叔三十八岁上下，他和阿姨结婚的得晚，孩子应该还不到两岁）。
直到过完年，非典曝光，肆虐，然后我们回想起那位叔叔离奇的猝死，才终于找到答案。
而第一时间，我们家每个人都想起了那天，咳嗽不止的他，和我们共进晚餐的事。瞬间冷汗直流，心里发毛的同时又暗自庆幸。我们都没有被感染，他的妻子儿子也都没被传染。或许是因为早起非典的传染性还不强，甚至是还无法在人与人之间经空气传播。否则，恐怕我们坟头上的草都已经齐腰高了。
后来看到柴静的自传《看见》一书里，有一篇讲当年她参与报道非典，冲在前线采访，仿佛是踩在死亡线上如履薄冰的走完。录完节目，她有一段对自己的描述——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想起当时我得知自己与非典擦肩而过，同时又一次见证了身边一具血肉之躯的消亡后，第一反应是跑到街道上，用尽全力的奔跑。无休止的，脑袋完全空白，只是机械地迈开双腿。不知跑了多久，直到呼吸时胸腔火辣辣又干裂地被撕扯，才发现，那种真真切切地活着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太美好。
在那之后，每天清晨，我望着升起的太阳，都带着敬畏，和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