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于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复资政殿大学士，绍兴六年（1136年）五月，起知温州；六月，改知绍兴府；八月，即为醴泉观使兼侍读，充行宫留守。在出任枢密使之前，朝廷对他优礼有加，做好了各种铺垫，或许是反映了张浚对这位新的政治伙伴所寄予的期望。十二月，召秦桧至平江，令在经筵供职。
张浚的不满
为了特示恩宠，还专门下了道诏书说：“前宰相到阙，并许张盖。”这是前所未有的。宋自元丰以后，枢密院不设专职枢密使，宣政间以太师、太保、少保等官兼知院事，属于执政官。所谓“知”，是主持、执掌的意思，就是派已有常任的官去主持枢密院工作。秦桧作过宰相，不好再作执政官，现在又没有实职，也不好直接任命为知枢密院事，所以有诏“置枢密使副，宰相仍兼枢密使，其知院以下如旧”。也就是在知枢密院事之上，增设枢密使和副枢密使。张浚原兼知枢密院事，改为兼枢密使。
在这些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于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二十五日除秦桧为枢密使，而且特别说明，“应干恩数，并依见任宰相条例施行”。
旧例，宰执、从官新除，“即时还第辞免”，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以表示谦退。这次秦桧的除命一下，即留都堂议事，“不许归第”。宰执奏事，秦桧得与宰相同列，秦桧自请立知枢密院班，不许；又请于宰臣之后，执政之前，别作一班，也不许。这是一个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预示着将付秦桧以大任了。
《林泉野记》说：“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
张浚是坚定的主战派，在高宗进幸建康之后，他考虑的是如何经理边防，进取中原的问题。秦桧不敢公开兜售他“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妥协投降的理论，只能继续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只附和张浚，不表示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便如此，张浚对他也越来越不满意。
一次，与秦桧有姻亲关系的参知政事张守突然抓住张浚的手说：“守向言秦旧德有声，今与同列，徐考其人，晚节不免有患失心，是将为天下忧。”
“患失心”，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张守的意思是，秦桧有患得患失的毛病，将来可能成为国家祸害。张浚颇有同感。张浚、张守都后悔推荐了秦桧，但为时已晚。
岳飞得而复失的任命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初八，淮西发生了兵变，给正在谋划进图中原的张浚以沉重的打击。
事情的发端还得从刘光世说起。
绍兴六年（1136年）的抗击刘豫南侵的战争，刘光世临战退却，几误战机，张浚是深为不满的，因为赵鼎反对，才没有被撤换。
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言官弹劾刘光世“昨退保当涂，几误大事，后虽有功可以赎过，不宜仍握兵柄”。又说“其军律不整，士卒恣横”。张浚从淮上归来，说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请罢去他的兵权。
高宗赞成张浚的意见，也说了刘光世的诸多劣迹：“光世军比之韩世忠、张俊之军，训练殊不至。一军皆骁锐，但主将不勤耳。月费钱米不货，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训练，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将帅不可骄惰，若沉迷于酒色之中，何以率三军之士。”
刘光世解职之后，由谁节制淮西军队，曾经过番曲折。三月上旬，高宗由平江进至建康，于寝阁单独召见了“禁卫从行”的岳飞，对岳飞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淮西军自在其列。同时，高宗还亲书手诏令岳飞在接收淮西兵时交付王德等人。
事情已为成命，却遭到张浚、秦桧的抵制。
《宋史・高宗纪》只说“秦桧等以合兵为疑，事遂寝”，其实，张浚也反对岳飞节制淮西军。
秦桧主和，是担心抗金坚决而又善于用兵的岳飞兵权太大；张浚主战，他作为身兼都督的宰相，希望都督府拥有一支隶属自己的军队。两人目的不同，却可以用同一条理由说服高宗收回成命，即按照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不以武将治军。如果岳飞的兵权过大，则尾大不掉，难以制驭，一旦有事，将后悔莫及。
高宗反悔了，立即再赐御札给岳飞，说：“淮西合军，频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要岳飞停止执行前一条命令了。
三月二十二，进封刘光世为荣国公，仍以少保、三镇旧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刘光世也没有像赵鼎想象的为难朝廷，而是把所管金谷百万献给朝廷，把所属的军队交给都督府。在决定派人节制淮西军队之前，高宗为了转好弯子，令张浚与岳飞进行一次商谈。但是两人谈得不欢而散。岳飞一怒之下，即日上章，请求解除兵柄，不等批准，即归庐山，持母余服。
淮西兵变
而张浚却在秦桧的支持下，将淮西军一分为六，令兵部尚书吕祉以都督府参谋军事的身份前往淮西节制这支军队：又擢升前军统制王德为相州观察使，提举训练诸将军马，郦琼副之。
吕祉字安老，建州建阳人。宣和初，上舍及第。建炎二年（1128年）为右正言，绍兴元年（1131年），为荆湖提刑。绍兴三年（1133年），知建康府，绍兴五年（1135年），为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给事中，绍兴六年（1136年），迁刑部侍郎、都督府参议军事，又迁吏部侍郎。绍兴七年（1137年）三月，迁兵部尚书，升督府参谋军事。因与张浚意气相投，深受器重，以至派他到淮西抚军。
吕祉虽然能慷慨任事，但毕竟是一介书生，素无治军的经验，由他来统率这批骄兵悍将，显然不是恰当的人选。
对于这种安排，不仅岳飞不赞成，当时许多人都表示担心。与张浚关系亲近的参知政事张守就“以为不可”，枢密都承旨张宗元还对张浚说：“琼等畏德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而张浚却坚执己见。
在吕祉前往淮西时，直秘阁詹至上书张浚说：“吕尚书之贤，固一时选。然如此军，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军今已付王德，德虽有功，而与郦琼辈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愿更择偏裨素为军中所亲附者使为德副，以通下情。”
王德是刘光世手下大将，临阵勇猛，战功卓著，人称“王夜叉”；郦琼，出身群盗，也很能打仗，耻居王德之下，两人互不相能。这些问题没有引起张浚、吕祉的足够重视。
吕祉从庐州一回到建康，郦琼和他的部属就把状告到都督府，说王德许多坏话，王德又反告郦琼。都督府支持王德，对郦琼置之不理。召王德至建康任都督府都统制，再派吕祉至庐州节制。
中书舍人张焘谒见张浚说：“祉书生，不更军旅，何得轻付？”张浚听不进去。右司谏王缙建议从都督府属官中选派知兵者协助吕祉谋划，并留在军中抚循训练，以通将士之情。张浚也置之未理，吕祉反而辟诗人陈克自随。
与陈克交厚的叶梦得对陈克说：“吕安老非驭将之才，子高诗人，非国士也，淮西诸军，方互有纷纷之论，是行也，危矣哉！”
吕祉到了庐州，“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郦琼听到重用王德的消息，说：“我初讼彼罪也，今彼既受赏，我必有罚，首领且不保矣。”便萌发了叛乱的念头，加上请罢郦琼、靳赛的消息泄漏，激起了兵变。郦琼杀害了吕祉等人，率所部四万之众投降了刘豫。这件事在朝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一突发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张浚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
张浚的罢相
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当时，事件一发生，拥护赵鼎和秦桧的人纷纷起来攻击张浚，张浚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
高宗开始还算通情达理，安慰张浚说：“失三万人，不系国家安危，譬犹临阵折伤，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当镇安人心，激励士气，以为后图。”张浚非常感动地说：“去年刘麟贼兵，一败涂地，无虑杀数万人，亦复能军，况军将时有叛亡，亦所难免。要是臣非才误国，上贻圣虑。今圣志先定，臣复何忧，敢不黾勉，以图报效。”
议论一多，高宗便改变了主意。
过了两天，张浚再留身求去，高宗便没有先前的态度了，征询张浚的意见，谁可接替他。张浚还没来得及回答，高宗问道：“秦桧如何？”张浚不假思索地回答：“近与共事，始知其暗。”“帝曰：‘然则用赵鼎。’鼎于是复相。”令张浚草拟诏书，召赵鼎为万寿观使兼侍读，“疾速赴行在”。
秦桧估计，张浚去位，一定要推荐自己来接替宰相的位置。当张浚退至都堂准备草拟诏书时，秦桧凑过去同张浚攀谈很久，迫不及待地探听消息。直到高宗派人来催取草拟诏书的文稿，秦桧得知不是自己，而是赵鼎，惊愕得不知所措，赶紧离开都堂，由此对张浚切齿痛恨。
对于张浚的去留，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支持张浚的人为他辩解。
礼部侍郎陈公辅说：“淮西军叛，或谓朝廷缘此诸事稍沮，见谋改图，不知今日当如何耶？谓帅不应罢，将复之耶？谓临建康为失，将回跸耶？此皆徒为纷纷，未见有益，臣谓正当镇静，使敌无所窥。”右司谏王缙说：“刘光世屯淮西，士卒数万，推王德一军，忠勇敢战，余皆骄悍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王德踵光世之后，郦琼等惮其威严，诉于朝，既为之改命，而召琼等赴行在，乃怀疑贰，相率北去，则潜为谋有日矣。今张浚引咎求罢，方防秋之际，二大将又入奏事，朝无宰相，无乃不可乎！”
而反对张浚的人，如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谊等，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疏凡数上，弹劾张浚。说张浚“强很自专，往年富平之败，论者谓有不轨跋扈之渐。今抆拭录用，复尔寡谋失策，使数万之众，一旦叛去。舍而不戮，何以示威以劝来者”。
尤其是周秘的第二次劾章，罗列二十条罪状，新账老账一起翻出来。由淮西兵变，进而对张浚全面否定。这二十条大体上是采用捕风捉影、颠倒是非、夸大事实的手法拼凑起来的。这件事也充分暴露了台谏们朋党比附的积习。
九月十三日，罢张浚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九月十七日，进赵鼎为左仆射兼枢密使。
淮西兵变的后遗症
事情到此并未终了，周秘、石公揆、李谊等人对张浚仍然不肯罢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张浚先落观文殿大学士，依旧宫观；接着又要以散官安置岭表。高宗一反常态，对赵鼎说：“浚误朕极矣，理宜远窜。”
赵鼎本来对张浚不满意，但对高宗这样处置也觉得太过分，便略为辩解，说：“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
所谓“勤王大功”，是指建炎三年的“明受之变”，张浚、吕颐浩举兵勤王事。赵鼎只提“勤王大功”，不提“淮上之捷”，可见赵鼎对张浚还是心存芥蒂的。高宗说：“勤王固已赏之为相也。功过自不相掩。”
一年前，淮上之捷，他说“破敌之功，尽出右相之力”，现在统统不认账了。
经过这一番周折之后，这件事才以责授张浚左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而告一段落。
张浚自此闲废，前后近二十年（绍兴九年九月至十一年十二月曾以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
前后为此事而受到株连的，新知镇江府张滉（张浚兄）罢为主管台州崇道观；礼部侍郎陈公辅先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后改知处州；右司谏王缙先出知温州，后落职主管台州崇道观；都官员外郎赵令衿因乞留张浚而罢官；枢密院计议官吕稽中、司农丞盖谅也因是都督府属官而被罢黜；还有诗人陈克作为都督府准备差遣随吕祉到淮西，兵变中死里逃生，也被送吏部与远小监当。
张守、陈与义罢去参知政事。这也是赵鼎不能容人之处。
淮西兵变，张浚罢相，与以前或以后任何一次宰相的人事更迭，其意义都不一样。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朋党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而是关系到基本国策的取向和生存状态的大问题。它不仅使张浚等人辛辛苦苦开创的抗战恢复好局面，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而且使南宋自此由以前的或战或守转向了一味的退避求和。
此后，赵鼎再相，由建康退回到临安；秦桧再相，专主和议，直接导致了称臣纳贡、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秦桧在这个事件中没有直接接替张浚为相，但赵鼎帮他实现了，而且做了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