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是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学家约翰·马图夏克的著作。
作者通过划分一条漫长的时间线，耐心地检视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君主统治时期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让我们观察到一位残暴而自大的君主在他一生中几乎全部的细节——从不被宠爱的稚气王储到野心勃勃的征战者；从虚伪不义的丈夫到宗教改革矛盾的参与者，《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不再单单局限于亨利八世与六个妻子没完没了的情感八卦，读者不仅可以在书中纵观国王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还得以瞥见整个都铎王朝乃至欧洲宗教改革的命运走向……
自然，亨利八世统治下的16世纪，那是体面的英国绅士把“非法进入私人领地、绑架女继承人、随意抢夺”视为时髦消费的时代，更是一个暴力的时代。一切的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走向，都离不开这个坐在最高王位上的独裁统治者。
然而，这个高高在上的年轻统治者，不仅是一个挥霍钱财的纨绔子弟，还是一个不计后果追求战争荣耀的征服者，他“迫不及待地要让自己的刀剑品尝鲜血的滋味”，在登上王位的第七年，他就将父亲的家底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中挥霍殆尽。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的武断和专制而扭曲的性格，在他后期的统治中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民很容易受到无端的指控，接受莫名其妙的审判，随后被残忍地处决”。在其施行统治的最后年岁里，亨利八世则彻底演变成一个“比野兽还野兽的国王”，一个愤怒、背叛、毁灭一切的暴君。
面对大瘟疫的肆虐，他下令把所有病患都逐出城外，“很多人被强行拖下病床，最终死在城外的荒野之中”；面向对英格兰的复仇，他要求军队“洗劫、焚烧、破坏一切，把所有男人、女人、小孩通通烧死……”
可是，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尽管读者在作者笔下，看见了一切专横、暴虐和酷刑，看见对今后颇有影响的宗教改革是如何的血腥，却又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还看见能一点多余。读者分明还能看见教士们对国王忠诚和对上帝一如既往的坚守又是多么强大；看到一些女性在这个普遍被认为女子不如男，且被神圣律法约束的社会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
毕竟，亨利八世以他著名的残忍和偏激的自我认知“矫正”了很多事情。
他支持的宗教改革塑造了统领英格兰王国和教会的“至尊王权”，也改变了世人对教士的评判标准并非以其“学养、良知或者宗教气质”为先，而是其是否承认世俗统治者即英国国王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是否赞同国王无理由地结束他庄严的第一次婚姻。
一位宣称“我是国王的好仆人，但上帝至高无上”的红衣主教可以因为拒绝对《至尊法案》宣誓而走上绞刑台；一些被国王派遣搜集教会罪证的特派员却可以一边编纂着教士们莫须有的污点，一边将教堂里的财富劫掠一空；年迈的修道院院长有可能“一路被拖行、绞死、分尸，最后尸块留在石塔上示众”；某些领地上的修士们身穿他们的修士长袍，引颈就戮。
此外，在中世纪父权的权威统治下，女性们风雨飘摇的命运全然与她们的地位无关。亨利八世在他四十年执政生涯的六次婚姻中，四次宣布自己的婚姻无效，并以极端残忍而违背良心的方式，对自己曾经的皇后予以死刑或其他类型的惩罚。
“他让多少无能之辈鸡犬升天，就让多少人在一念之间从云端跌落”，皇后们仿佛轻如纸片的男性附庸, 在国王和丈夫，政治和宗教之间徘徊、挣扎、沉浮、游荡。
然而，即使有 “女性在道德层面低于男性一等”的神学理论，有国王不容忽略的至尊权威。被迫离婚的凯瑟琳皇后依然以西班牙女人的威风凛凛，将宗教转化成武器，针对这场离奇的离婚向罗马教廷提出上诉；贵族妇女纷纷站在凯瑟琳王后一边；伦敦则为这场轰轰烈烈的离婚案爆发了大面积的妇女游行;莎士比亚甚至为自己历史剧里的凯瑟琳写出了“只有死，才能把我和尊严分开”的台词……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最后十年里，还有数不胜数类似托马斯·艾略伯爵、罗伯特·沃恩爵士等人对女性的辩护——“很多男人，尽管从未因女性的存在蒙受不幸，甚至从中受益多多，却无时不在贬低女性的价值”。
一切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终结。
在国王行将就木之际，“他无意悔过，更不愿意遵从任何道德，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徘徊在深渊的边缘，在恐惧与愤怒之间不断撕扯”。
的确，死亡是一件毫无美感的事情，即使是贵为天鹅绒上帝王也是如此。
我无法评定此书多么切近历史的真貌，也无意去考证书中故事的真伪，毕竟我们读历史书籍，或许只是为了经历自己此生无法触碰的悠远绵长，如若读者于其中恰好能瞥见星点现实的影子，那就不算辜负了宝贵的阅读时间。
我可以确信，《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就是这样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