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再将气运二字，联结来谈一谈。当知气由积而运，气虽极微，但积至某程度、某数量，则可以发生一种大运动。而此种运动之力量，其大无比，无可遏逆。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积。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
气如何积？运如何转？其机括在于以气召气，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又说：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和顺积中而华英外发，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气与气相感召，由极微处开始，而可以扭转大世运。但正因为气极微而能动，又易于互相感召，所以少数能转动了多数。但一到多数势长，淹没了少数，此少数人便失却其主宰与斡旋之势，而气运又另向反面转。若我们认以少数转动多数者为一种斡旋，为一种逆转，则由多数来淹没少数者乃一种堕退，乃一种顺转。堕退是一种随顺，为阴柔之气，斡旋是一种健进，为阳刚之气。但物极必反，贞下可以起元，而亢阳必然有悔。如是则一阴一阳，运转不已。天道无终极，而人道也永不能懈怠。所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朝惕夕厉，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著，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人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已。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所以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人人心，所以又懂得遇穷思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知变。他虽处周末衰世，他决然预知天之未将丧斯文。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
——钱穆先生《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