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虚拟的对话时间是苏格拉底受到指控之前，地点在雅典中心市场，法庭的入口处，主题是“论虔敬”。

苏格拉底说自己受到严重控告，将要上法庭受审。欧绪弗洛说自已打算告发自己的父亲杀人。欧绪弗洛家的一名雇工醉酒后杀死了一名家奴；欧绪弗洛之父把杀人者捆绑起来扔在沟渠里，然后派人去雅典问祭师该如何处置杀人凶手，在派往雅典的人返回之前，杀人者冻饿而死。欧绪弗洛认为自己的父亲确实杀了人，打算以亵渎的罪名告发父亲。欧绪弗洛的其他亲属认为他父亲没有杀人，只是没有料想到他会冻饿而死，更何况这个被扔在沟里的人本身是个杀人犯，死不足惜。欧绪弗洛想要告发自己的父亲是杀人犯，他的行为才是亵渎的。

《申辩篇》美勒托的指控在这里露出端倪，苏格拉底已经看出“雅典人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能干的人，只要这个人不把他的智慧教给别人；但若他们认为这个人使别人变得像他了，他们就会生气……”雅典人不喜欢超出群体意识的意识，公民即城邦，挑战群体意识就是在挑战城邦，无论这种挑战多么接近真理——他们不认为会是真理——都是城邦不可接受的；大多数现代人同样如此，我们讨厌不同，我们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欧绪弗洛自认为是宗教方面的专家，懂得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亵渎。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告发父亲杀人是虔敬的，法律实行公正的原则，无论犯罪的是你的父母，还是其他人，而不告发则是亵渎的。

苏格拉底搁下儿子告发父亲到底对不对的问题，把话题引向虔敬的定义和本性。问题中也许是第一次出现了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型”（或理念、共相）。“虔敬在各种行为中都相同，而亵渎总是一切虔敬的事物的对立面，亵渎的事物就其是亵渎的而言，总是以某种‘型’或形象呈现于我们吗？”当欧绪弗洛认可“型”的存在的时候，问题就变成“我没有要求你从许多虔敬的行为中举出一样或者两样来告诉我，而是要你告诉我，那个使一切虔敬的行为成为虔敬的‘型’本身是什么，因为你同意一切亵渎的行为之所以是亵读的，一切虔敬的行为之所以是虔敬的，都是通过某个型……”这就像勇敢的行为并不等同于勇敢，正义的行为也不是正义本身一样。前者都只是“型”的某一方面，都无法涵盖全部，只有后者是完善、自足的。

欧绪弗洛开始依据“型”的要求给虔敬下定义：虔敬就是诸神与凡人之间的相互交易，诸神全都喜爱的就是虔敬的，诸神全都痛恨的就是亵渎的。苏格拉底通过一系列提问，揭露欧绪弗洛陈述中的内在矛盾：他只是指出了虔敬的一种影响或属性，并没有指出虔敬的“型”——虔敬的本性真正是什么。

讨论没有确定结果，但苏格拉底显然认为考察清楚对于自己和欧绪弗洛都至关重要。“如果你对虔敬和亵渎没有真知灼见，你就不会代表一名奴仆，冒险告发你的老父亲杀人。你会感到恐惧，担心自己要是不能公正地行事会引起诸神的愤怒，在凡人面前你也会感到羞耻，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你相信自己拥有关于虔敬和亵渎的清楚的知识。所以，告诉我，我的大好人欧绪弗洛，别再对我隐瞒你的想法。”

苏格拉底像牛虻一样叮得欧绪弗洛这头“老牛”浑身不自在，他借口有事匆匆离去。留下哲学家暗自发笑的反讽，“这是在干什么，我的朋友？你扔下我不管，让我巨大的希望落空，我原来想要向你学习虔敬和亵渎的本性，以逃脱美勒托的控告，我可以对他说，我已经从欧绪弗洛那里获得有关神圣事物的智慧，我的无知不会再使我轻率地、别出心裁地对待这些事情，这样的话，我的余生就会过得好些了。”不知道他的失望是真诚的还是戏谑的，如果是后者，说明苏格拉底已经明白他将无法逃脱美勒托的控告，除非举手投降。

“亲亲互隐”还是“亲亲互告”，这是法律与人情的冲突。从法律角度看，正义的原则应当贯穿一切，无亲等之差别；而从伦理角度看，亲亲互告显然违反仁爱原则。二者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呢？这就是所谓“欧绪弗洛难题”。

有一个心理测验是这样的：说你的杀人犯父亲和孙中山站在门外，你选择让哪个人进门。

前者是亲情与伦理，后者是正义与秩序。这个测验的根本并不在于你选择哪个人，而是当你做出选择时，表明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将来也会是什么样的人，感性的或是理性的，含混的或是明确的。或者可以引申到另一种说法：道德的本质不在于绝对地区分善恶，而在于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后果。电车难题和大桥上的胖子问题都不再是两难悖论，我们必定有所行动，行动本身就是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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