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比往常起得早了一些――大概八点这样子吧，平时我总是在上班的人走了之后才会起床的，八点对于习惯熬夜的我来说，确实是早了一些，还是到郑和公园走走吧。一出门，就看见左边的邻居老伯背对着我在给自行车打气，可能是气筒坏了吧，地上还坐了一个人按着气嘴。我虽然没带眼镜，但老伯缓慢的动作还是看得出来的。我走过去，说：“老伯，我帮你打吧！”
老伯或许很投入吧，或许根本没想到有人会跟他说话，听见我的话，猛地回过头来，动作的敏捷程度倒像是一个年轻人，但眼里却还是一片茫然，呆呆地看着我，半天，似乎有点反感地说：“不，不用，不用了。”语气坚决得像是怕我抢他的打气筒，说完低下头继续打气。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才看清，坐在地上按着气嘴的是一个双腿残疾的中年人，应该是他的儿子吧。
但我不明白的是老人为什么对我的出现那样惊讶和反感。
“你根本就不要烦他们的事，我也被他撵过。”表哥说，“你再看，他每天都要打气！要不修一下自行车，要不修一下气筒，不就得了？肯定是没事闲得慌。”
果然，只要我早起，准会看见他们在给那辆自行车打气。
我还是没忍住，就对老太说了：“阿姨，老伯为什么不修一下自行车呢？或者，气筒呢？”
老太也着实愣了一下，她也一定没想到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吧，眼睛看着她的小菜，说：“修它干嘛，孩子喜欢跟他爸打气啊，再说不过是推推，就当拐杖吧，也不骑的，老头多少年不骑车了。”
一连几天，不管是散步还是写作，我的头脑中一直有一幅画面：一个驼着背的老人和他双腿残疾的儿子在给一辆又破又旧的老式自行车打气。这画面是独立而又完整的。独立是因为这画面是从无限的时空中切出来的，画面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完整是因为老人－儿子－自行车三者是一个整体，互相需要，浑然一体，画面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多余，都是打扰，哪怕是一声热情的招呼。
表哥是商人，当然不会喜欢这种不经济的思维的。
第二年春天，我的新房子拿到手了，简单装修了一下，就急着搬回了城北，走的那天本想跟左边的老夫妻打个招呼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他们家那天没人，我还在心里想，老太会不会在哪一天对我说：“哈，你都搬走啦，我还不知道呢。”我想我一定不会像上次听说的那样反感。
再听到他们的消息是表哥到我家里来喝酒，我提到了两边的邻居，他才像忽然记得有这么一群人似地，扭过头来，看着我说：“啊，那对小夫妻，噢，错了，那两个合住的人，结婚啦，还住在那，结不结婚也只是形式对吧。”
“你说什么哪，什么小夫妻结婚啦。”几个朋友一起插话说。
“别岔别岔，”我笑了笑说，“小院子蛮浪漫的噢。”
“再说就不浪漫了。”表哥抽了一支烟点上，说，“你不知道吧，那个老头的儿子死了，早就说有心脏病，早就说要死了，还蛮能撑的。”
“啊，”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冒出一句连我自己也觉得不着边际的话，“那，那老头还怎么给自行车打气呀？”
“打气？”表哥喷了一口烟，说，“自行车快锈得不行了吧。”
“怎么回事呢？”
“你想啊，”表哥又喷了一口烟，说，“自从那儿子死后，老头就再也没有碰过那辆自行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