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就要过去了。说不上为什么，我很喜欢2019这个数字，它似乎有种特别的美感，而2020则显得太过规整了。

过去这一年，我一半的时间在北京，另一半的时间在成都，生活在流动，而自我始终是连续的，有被铭记和被遗忘的时刻，我得到了想要的琐碎。在梦里我没有拯救世界，在现实里我也没有被世界打倒，棱角分明的我已经很难被改变了。我疯狂地阅读，读完了很多很多的书，在过去的任何一年里我从未读过这么多书，仿佛今后我再也不会读书了。

在《巴黎评论》中米歇尔·维勒贝克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会在大学里遇到很多人，而一旦进入职场，他们基本上就不会再遇到谁了，这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生活变得无聊，所以人们就结婚，过自己的生活。”大学和职场只是相对的概念，生活本是各种或然方向的枝蔓横生，遗憾的是我们只取其一，更遗憾的是，我们认为自己只能取其一。

我喜欢那种感觉，在一成不变之中瞥见细微的改变，正如每个工作日阳光明媚的中午。

我和晨维、若皓以及付总午餐时间总要讨论些话题，比如宇称不守恒如何定义绝对的左，又如明朝万历年间的黄河治理思路，还如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比较。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必须，午餐若没有了思考，就彻底沦为了果腹。有次我忍不住调侃付总，说他老端很贵的菜，太过奢侈，付总笑着回答：“因为吃一顿少一顿。”这句话真的很妙，与及时行乐无关，需要细细品味。When you eat，eat like it's your last meal.

饭后例行散步，若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醒我们看看远处正在修建的楼房。周遭万物正在疯狂生长，我们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种撕裂的疼痛。在这个时候，晨维会把昨晚新闻联播的摘要讲给我们听，内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本身就像一场行为艺术。——或许最后，生活真的能被我们活成一件艺术品。

翻回这一年的开篇，我做过很多很多的梦，有一些好梦成真，另一些现在该到了梦醒时分。我总是这样，会在每个年末不由自主地蜕下表皮，去扮演那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热烈憧憬，执着探求，却又孤傲自负，好高骛远。

在拥有电脑之前，我写于各式各样的笔记本上，有摘抄，有诗歌，有随笔，有小说，还有我的日记。今年国庆回家，我翻箱倒柜只找到薄薄的一册笔记本。我常常自我否定，想必某一刻质疑达到了顶点，于是丢弃了所有的文字。后来我在网上写，博客式地公开出来，但我有意避开时下热门的话题，继续自我而偏执，毕竟我不以写作为生计，不希望自己的文字像电线杆上的广告，乍一看引人眼球，很快便支离破碎，直到被另一张广告全然覆盖。可我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懒惰，总以非常轻巧的方式来写作：不假思索，一两千字，一两小时，一两月一篇，像打卡上下班一样例行公事。虽然其中有不少我喜欢的篇章，但这与我所期望的相去甚远——真正的写作是在黑暗中踽踽独行，必须燃烧自我才能照见前进的道路。

明年上半年，预计花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来整理以往写下的全部文字。不要过多的修改，校正错字病句就够了，分门别类归纳起来，文以自见。当再次面对那个少年时，希望我不要去否定他的存在，因为命运与性格的缘故，他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仍然固执地继续向前。或许他没有这般天赋，却自觉有那份义务。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应该不会再写这类文字，至少不会公开出来了。我想写的有很多，可我想说的已经没有了。看过一部不入流的侦探电影，私家侦探从头至尾讲完了整个故事，故事很乏味，但影片结束时他出乎意料地说：“该死，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故事。”

是的，我该去写自己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