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阅读原文摘录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王式)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公曰:“何狗曲也!” 式耻之,阳醉逿墬。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 ……(申公)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
第二部分 现代文译文
班固的赞语说:自从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额,设立科第、进行射策考试,用官禄来劝勉,到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传授学业的人逐渐兴盛,枝叶繁茂,一部经的解说达到一百多万字,大师的徒众多至一千余人,这大概就是禄利之路造成的。 当初,《尚书》只有欧阳氏,《礼》只有后氏,《易》只有杨氏,《春秋》只有公羊氏而已。到孝宣帝时,又立了《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氏、孟氏、梁丘氏易》《穀梁春秋》。到元帝时,又立了《京氏易》。平帝时,又立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用来网罗遗失的经说,兼收并蓄,都在其中了。
于是下诏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去学习。……秦朝焚书时,伏生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兵祸大起,伏生流亡,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就拿它在齐鲁之间教学。学者因此颇能讲说《尚书》,山东的各位大师没有不涉猎《尚书》来教学的。
(王式)到了之后,住在客舍中。适逢诸位大夫博士,一起拿着酒肉来慰劳王式,都对他表示仰慕。博士江公世代是《鲁诗》的宗师,到江公时著有《孝经说》,心中嫉妒王式,对唱歌吹奏的诸生说:“唱《骊驹》。”王式说:“从老师那里听说过:客人唱《骊驹》,主人唱《客毋庸归》。今天诸位是主人,时间还早,不可以唱。”江公说:“经书上怎么说的?”王式说:“在《曲礼》中。”江公说:“什么狗屁的《曲礼》!” 王式以此为耻,假装喝醉跌倒。
申公是鲁国人。年轻时与楚元王刘交一起师从齐人浮丘伯学习《诗》。……(申公)退居在家教学,终身不出门,又谢绝宾客,只有楚王命令召见他才前往。弟子从远方来受业的有一千多人。申公只以《诗经》的训诂来教学,没有传注,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不传。
第三部分 时烽评论
一、“盖禄利之路然也”:班固为西汉经学定下的制度性判词
《汉书·儒林传》的赞语,是整部《汉书》中对西汉经学最凝练的制度性总结。班固没有从“学术成就”的角度来评价西汉经学,而是从“禄利之路”的角度来揭示它的运行逻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这四句话勾勒出了一条完整的制度链条:设博士→开弟子员→射策考试→授予官禄。经学之所以在西汉中后期“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不是因为经学本身具有多么强大的思想吸引力,而是因为经学成为了通往官禄的标准化通道。
这一判断与《史记·儒林列传》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异。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录的,是儒生们如何在秦火之后艰难地恢复经典、如何在汉初的“无为而治”中寻找生存空间、如何在武帝朝获得“独尊”的地位。司马迁的叙事带有一种对“学术复兴”的悲悯与期待。班固则站在西汉末年回望整个经学制度化的全过程,他看到的不再是“复兴”,而是“禄利”对“经术”的彻底改写。“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这组数字在班固的笔下不是“学术繁荣”的证明,而是“禄利之路”导致学术膨胀与碎片化的病征。一部经的解说达到一百多万字,不是因为思想本身变得如此复杂,而是因为每一句解说都可能成为射策考试中的一个得分点,都可能转化为一个官职、一份俸禄。
二、“经何以言之?”——一次经学内部的权力羞辱
王式与江公的冲突,是《儒林传》中最具戏剧性的场景之一。江公“世为《鲁诗》宗”,是经学世家的代表;王式是申公的再传弟子,以“《曲礼》”为依据来规范礼仪。江公问“经何以言之”,表面上是在追问经典依据,实际上是在以“经学权威”的身份来羞辱一个“以礼自持”的儒生。当王式回答“在《曲礼》”时,江公的反应是“何狗曲也!”——他骂的不是王式,而是《曲礼》本身。这一骂,暴露了经学内部的一种结构性傲慢:在“禄利之路”的体系中,经学的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是否被官方立为博士、是否被纳入射策的范围。《曲礼》不在“五经”博士的体系之内,它在江公眼中就只是“狗曲”。王式的“阳醉逿墬”不是懦弱,而是一个以“礼”立身的儒生,在面对“经学权力”时的无力与自嘲。
三、申公的“疑者则阙弗传”:一种被“禄利之路”淘汰的经学品质
申公在《儒林传》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他“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他只做最基础的训诂,不做引申性的“传”,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不传。这种治学方式,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西汉中后期经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照。申公的“疑者则阙弗传”体现的是一种对知识边界的自觉: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应该为了“说得更多”而强行填补空白。
但在“禄利之路”的逻辑中,“疑者则阙弗传”是一种致命的缺陷。射策考试要求考生对经文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所“说”,如果“阙弗传”,考生就无法在考试中得分,就无法获得官职。申公的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他的教学规模并不小,但他的“疑者则阙弗传”的治学方式,在“禄利之路”的制度压力下,注定无法与那些“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经师竞争。班固将申公的“疑者则阙弗传”写入传中,是在为一种被制度淘汰的经学品质留下记录:在“禄利”的驱动下,经学从“求真”转向了“求多”,从“阙疑”转向了“妄说”。
四、与《史记·儒林列传》的对读:从“学术复兴”到“制度病理”
将《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儒林列传》对读,可以看到两代史家对“经学”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关切。司马迁的《儒林列传》以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开篇,以“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收束。司马迁的“叹”,是对“学官之路”的复杂情感:他既看到了儒学从“民间私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又对这种上升所带来的“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感到惋惜。
班固的《儒林传》则完全放弃了这种“复杂情感”。他的赞语以“禄利之路”四字定调,将整篇列传的叙事重心从“儒生个人的学术贡献”转移到了“经学作为一项制度”的运行逻辑上。他详细记录了五经博士的增设过程(从武帝时的五经七家,到宣帝时的十四家,到元帝、平帝时的进一步扩充),记录了每一家经学从“民间”到“官方”的上升轨迹。这些记录在司马迁的《儒林列传》中也有,但班固的叙事框架使它们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在司马迁那里,“博士增设”是儒学影响力扩大的标志;在班固这里,“博士增设”是“禄利之路”不断拓宽的标志。每增设一家博士,就多了一条通往官禄的路径;每多一条路径,经学的“求真”冲动就多一分被“求利”冲动所覆盖的风险。
五、赞语的“罔罗遗失,兼而存之”:班固对“经学多元性”的有限肯定
赞语的最后一句“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是班固对西汉经学“博士增设”这一制度演变过程的有限肯定。从武帝时的“《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到平帝时的“《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经学的“官方版图”在不断扩大。班固用“罔罗遗失”来描述这一过程,意味着他认为这些新增的经学流派中,有一部分确实是此前被“遗失”的、值得被保存的学术传统。
但“是在其中矣”五个字,又带有一种保留。“是在其中矣”可以读作“正确的就在其中了”,也可以读作“也就只能这样了”。班固没有说“经学由此大备”,他说的是“兼而存之”——把不同的说法都保存下来,让它们并存。这种“并存”不是“真理越辩越明”的乐观,而是一种在“禄利之路”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多元性的妥协。在“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时代,真正的“经术之真”已经很难被辨认,能够做的,只是让不同的说法都有存留的机会,让后世的人在面对这些“并存”的经说时,自己去判断什么是“在其中”的。
六、今日镜鉴:“禄利之路”与“求真之心”的制度性张力
《儒林传》留给后世最深刻的问题,不是“西汉经学有多少家博士”,而是:当一个知识领域被制度化为一条“禄利之路”时,这个领域内的“求真”冲动还能否存活?
班固的“盖禄利之路然也”不是在否定经学的价值,而是在指出一个制度性的悖论:经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汉中后期“传业者浸盛”,正是因为它与“禄利”绑定;但经学之所以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也正是因为它与“禄利”绑定。在“禄利之路”上走得越远,经学就越难以回到申公式的“疑者则阙弗传”。这提醒我们:任何知识领域,一旦它的“繁荣”依赖于外部的制度性回报,它的内部标准就会被外部标准所改写。射策考试考什么,经师就教什么;官职需要什么,儒生就学什么。申公的“疑者则阙弗传”之所以被淘汰,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无法在“禄利之路”上为学习者提供足够的“得分点”。
但班固的赞语也留下了一丝希望:“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只要不同的说法还被“兼而存之”,就总有人在未来的某一天,从这些“并存”的经说中重新辨认出“经术之真”。禄利之路可以改写经学的“繁荣方式”,但它无法彻底抹去经学中那些“疑者则阙弗传”的空白——那些空白本身,就是“求真”的最后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