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乐趣很多，又好像很少；我的求学时光欢乐更多，又好像更少。然而现在看来，由小到大，由远及近，能说的越来越小，大事反而消失在了时光这条流光溢彩的河流里；小事倒像雨后的花朵般，密密地开了，绽放在身后这条歪歪斜斜的路上，熠熠生辉；能回忆的越来越远，昨天仿佛在梦里，遥不可及。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没有什么特别或者突发事件，越来越多的昨天就像是日历上撕去的那一页，渺无音讯；那些久远的陈迹，却历久弥新，在回忆长河里像是那一粒粒珠贝，在潮水冲不去的沙滩上，闪闪发亮。 ——写在前面
学前班，可能现在的朋友们都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我那时没有幼儿园的，更别论及大班小班了。学前儿童直接上一年级，好像又太突兀了。正如《亮剑》里李云龙说的那样“大字不识一个，扁担倒地了还不认得是个‘一’字”，更别说如何与他人交流、相处，就是识数、认拼音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学前班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了。还记得第一天开学，我母亲领着我去。到了学校，在教室外面向里看去，但见矮矮的米黄色的小桌子小凳子，排列成三大组。为什么非得一定是“三大组”呢？我那时候没去想。现在想来，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教室空间资源的缘故。三间房的教室，进门右手是三个不大不小的窗户，向南。阳光直照进来，斜斜的几尺见方的舞动的珍贵的金色的温暖的阳光就撒在长长的窄窄的的米黄色的课桌上了。一抖动书或者跺一跺脚，立刻蒸腾起一阵“土雾”，细小的混乱的颗粒就在这道光束里“群魔乱舞”，张牙舞爪，又慢慢复归原有的秩序和状态。上了初中，学到一种叫做“热运动”的。我常常想，分子我是看不到的，但是这种无规则运动我却可以常常见到。我已记不清地面是铺上了砖头还是土地面，但肯定灰尘是常有的。窗户是个好地方。外边的窗户由于距离前后门的关系，也分出了“高低贵贱”。前面第一个床沿，经常放作业本，老师上课前抱来的，后来这活交给学习委员了。还有教师的教案、书本、教学用具，如二年级必有的塑料特制的算盘。说它特制，是因为它两头用红绳系着，在黑板上头钉个钉儿，可以悬挂起来的。更为难得的是算珠拨上去不会掉下来。这在我看来可是小小的神奇了，那红色的整体，黄色的小柱，扁平的绿色的算珠，通体散发着新奇的科技的智慧的光彩来，于是红也成了豆子开花那般“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明艳，绿是莹莹的夜光般的油油和可爱，至于黄呢，算是搭配、调剂和过度，使得整体更加靓丽和协调了。我那时梦想着能摸一摸，看看这个教学用具里边究竟有着什么神奇。现在想来，应该是某种摩擦力暗中“使劲”吧。那时我们人手一个算盘。从算盘的样式就能看出家庭是否殷实。我用的是家里老就有的，还是我特意说明从祖父那里拿来的。而我的表弟，用的是从自家商店里售卖的，就像《草房子》里杜小康家一样，从我记事起，他家就开着商店，卖很多我看着眼热的“好东西”。我的算盘全身木质，棱角被汗水、油、宽厚的长满茧的手磨得光滑、发亮，而反观他们的算盘，崭新的，就像刚发的新书，散发着一种先进的光明的味道。我说他们，自然是因为有小一部分人也是家底厚实的，拿得出这笔款子。暗红色的整体，中间那档还用阳文阴着“个十百千万”等标记位数的字样。但那时我们最喜欢的还是一种叫“狼吃羊”的游戏。在双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谁先走谁铁定赢，除非那种新手。这个窍门我想很快就能看出来，但在那时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大约孩童的简单的快乐总是很容易满足的。
珠算这门中华民族传承近两千年的技艺，到我那时已经日薄西山了。老师也不会教我们算法口诀，只是教大家认识和了解而已，照着课本上做些练习题，如何拨弄算珠，怎么进位，讲解清楚就行了。课本也在慢慢变化，也可能是在下一个年级，课堂上就少了让人心灵都悦耳的“啪啪哒哒”的声音。放学后，除了红领巾，还有挂在胸前的算盘。一路蹦蹦跳跳的，算珠玉米粒落进谷仓一样响在我们小小的胸膛，都消失了。在我看来，这始终是一种不美，也是一种缺失，藏着深深的悲哀和无奈。这悲哀和无奈，化成了经济化商品大潮下一声叹息。这叹息，犹如火柴灭后那梗上还在散发着的青青的余烟，袅袅的，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只是这问号转瞬即散，仿佛不曾存在过，消弭在旧世纪尾巴的纪年里和新世纪即将到来的钟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