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欧文·亚隆，医学博士，存在主义派精神病医生，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荣誉教授。此文摘自《关于死与生》（A Matter of Death and Life），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欧文·亚隆与玛丽莲·亚隆著，翻译仅供中文读者清明时节参考。

翻译 | 一杯咖啡英语心理编译小组

      我的儿子本有一次带着他的三个孩子来看我，他们分别6岁、4岁、2岁。一天晚上，我的三个孙子孙女正守电视机前，看着血腥的儿童动画片，里面的怪兽、野兽、小孩正在上演奇迹般的逃生剧情。对此我感到十分厌恶，便先发制人地换台，想要找其他节目。

      很快，我便被随着胡桃夹子组曲跳舞的卡通形象所吸引。即便孩子们呻吟抱怨，我始终守着这频道。几分钟后，说也奇怪，三个孩子不再抱怨，开始饶有兴致地看起了胡桃夹子的动画片。我兴奋地想要把这一幕分享给玛丽莲（亚隆妻子玛丽莲·亚隆），于是把电视暂停了几秒，按下了录制键，这样玛丽莲就能自己看。然后我又重新按下电视播放键，孩子们一直看到睡着。

      几分钟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

      我在干什么？

      把这个录给玛丽莲看？

      我提醒自己：

      玛丽莲已经去世了。

      最近我一个朋友告诉我，帕洛阿尔托市中心贝尔书店的正门桌上，醒目地摆放着我和玛丽莲的几本书。于是，第二天来到书店，准备用手机拍张照给玛丽莲看。而当我走向书店，玛丽莲已经去世的真相再次点醒了我。

      昨天，我听说BBC电视剧《王冠》第三季开播了。玛丽莲和我几年前看了第一、第二季。我开始看第三季并深深着迷于其中。

      我很喜欢看前几集，但第三集的一些场景让人觉得意外地眼熟。仔细检查后，我发现我其实我根本不在看第三季，而是在看我已经看过的第一季。

      其实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于是我迫切地想把这件糗事告诉玛丽莲，却又很快回归现实，意识到她永远也不可能知晓了。

      她曾为我的健忘而担心、生气，但我可以想象她听说我看了三个小时我已经看过的电视剧之后的忍俊不禁和那双明亮的眼睛。

      写下这段文字时，我感觉胸口被什么紧紧攥着。

      我愿付出一切，只为看到她的笑脸。

      我收到了经纪人的一封信，提醒我，不久前我们批准了一位罗马尼亚编剧为我的小说《斯宾诺莎问题》编写剧本。

      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演变成了一个10小时、400页剧本的电视连续剧，现在需要划分集数。

      我的第一想法又是：噢，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玛丽莲了。

      而下一秒，黑暗的现实拍打在我脸上，我终究要独自一人面对这件事。

      我闷闷不乐，好像必须有玛丽莲的知晓才能使这件事变得真实。

      在过去的60年，我做过全日制学生、观察员以及心理治疗师，因此我很难接受自己的想法如此不理智。

      我的病人在很多方面寻求过我的帮助：人际关系，自我理解，抑郁、狂躁、焦虑、孤独、妒忌、强迫、暗恋等令人心烦意乱的情绪，以及噩梦、恐惧症、不安等。这些基本涵盖了所有人类的心理问题。我就像一个向导，帮助我的客户理解自己，解释清楚他们的恐惧、梦境、过去与现在和他人的关系、他们欠缺的爱的能力以及他们的愤怒情绪。

      这些努力背后道出的真相便是：我们有能力理性思考，而正是这种理解让我们解脱。

      因此，我突如其来的非理性思考是极其扰乱心绪的。当我的脑海中有一部分始终固执地相信玛丽莲还活着时，我感到震惊与不安。

      我一直对非理性思考嗤之以鼻，对那些关于天堂、地狱、死后发生的事不屑一顾。我的团体治疗教材基于12个治疗因素提出了一个理性的治疗方法。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是我写的关于个人治疗的文章，为治疗师详细描写了85个小技巧。

      我的存在主义治疗书是围绕四个主要存在因素——死亡、自由、孤独和生命意义，搭建的框架。

      我的书之所以在全球普遍使用，便在于它的理性和明晰。然而，此时此刻，我却经历了这么多不理智的时刻。

      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精神病教授与神经生物学家。我向他诉说了我对自己不理智思考的苦恼。

      他回答道，记忆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现象，它其实由多个不同的、可以独立工作的系统组成，它们有不同的神经解刨位点，甚至可以互相抵抗地工作。他将其二分为“外显”（或“陈述性”）记忆与“内隐”（或“程序性”）记忆。

      外显记忆是有意识的，它依赖于内侧颞叶结构和大脑皮层的控制，包含了对已发生事件记忆的形成与有意识的获取（例如：我意识清醒地知道玛丽莲已经不在了。）

      内隐记忆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通常是技能、习惯和其他自动行为的基础。大脑不同的地方处理不同的部分：基底神经节处理技能而杏仁核控制情绪反应。

      因此，近日令我痛苦的“玛丽莲已经去世”的外显记忆，实则与推动我看到我们在书店的书时想要“告诉玛丽莲”的内隐的程序性和情绪冲动，相互分离。

      这两种记忆可以独立运行，几乎不干涉彼此，有时甚至可能互相冲突。我同事说，这一见解点明了我们都离不开的人类行为与记忆的正常之处，并不意味我的行为是不理性的。

      我们结婚65年，即便我知道她已经不在了，若是我在看到我们的书时没有想要告诉她的冲动，这反倒有些奇怪。

      不是所有人都为他的妻子感到骄傲的。但于我而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始终为玛丽莲骄傲。我很荣幸成为她的丈夫，把她的优雅与学识视为一种馈赠。我还记得她在礼堂面对一大群观众的演讲以及在我们客厅的沙龙上发言是多么出色。她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比赛中，始终熠熠闪光。

      她是一位优秀的母亲，深爱着她的四个孩子，始终对他们善良慷慨。我完全想不起她和孩子们或是和任何人有过负面的交往。我是否曾对我们的关系感到厌烦或不满意呢？从来没有。

      我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而现在她已经离开了，我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因为和她度过一生感到无比幸运。

      距离她离去已经过了几周了，但我对她的思念丝毫不减。我不停地提醒自己疗愈的过程会很漫长，我接触的每个遭受苦痛的病人都捱过几个月的悲伤。可是我从未碰到一对像我们一样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在一起并且关系如此亲密的夫妻。

      我开始担心我的预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