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远山致冯先生(引)   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

尔谈及:儒家精神在“修己治人”四字（章太炎）。此四字向外开出内圣外王之规模，向内涵容学政合一之精神。修己是把自己在德性上往上提，治人则必以人民之自然生命为本。儒家精神之失败处，不在缺少科学精神。因为儒家本是人文的，其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仁爱的，本不须涵摄科学精神；亦如科学精神本身无须涵摄人文、伦理一样。

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要理解科学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形态，第一是希腊科学，第二是近代科学。希腊科学是非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这一科学形态的典型代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中国文化以仁爱精神作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精神错过了。      ——吴国盛

儒家精神的一个真正的软肋是不修己，只治人。

修己治人是儒家真精神，可是真精神须现实化，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生命。“修己治人”四字，在政治和生活中施行起来，容易流于“不修己，只治人”。儒家缺少一个内部行之有效的“抑小人，存君子”的淘汰或筛选机制，除了提倡“慎独”一类的自觉自修实也无可奈何。

中国文化本是世间之学，讲功利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本精神。但是，中国文化的“功利”精神又不像西方功利主义那样讲究算计和理性的权衡，而是另有表现。比如一个“福”字。中国人家家户户无不求福，过年贴福字，见面道万福……这个“福”字，便可以窥见中国人的功利观。中国人的“福”，和西方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同，它的确包含着世间的功利，但是是和人情，准确地说是和家族亲情杂糅一体的。即，功利融合于家族情感中。比如“儿孙满堂”一直是中国人公认共求的福气，其中功利的目的也是很大的，但是却不以功利的面目出现，而是和亲情，广义地说，是和人的情感综合一体。所以，福气的背后不仅仅是功利，而是人情的合理安放（得其所）。所以，谈到人生的福气，比如金榜题名、喜得贵子、洞房花烛、儿孙满堂、寿比南山等等，并没有铜臭味、市井气，也没有商人式的精明算计，反而是温情脉脉、一派祥和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的人情又很功利，中国人也很热衷于发财，这是很显而易见的。迎来送往、人情世故、顾面子，讲义气，还人情……背后很有商品等价交换的意思。这也就埋下了利益战胜礼义，外君子内小人之辈盈于朝野的内因。中国人的礼义人情，是世间的，和功利民生是分不开的。同时中国人谈功利，又从来不那么赤裸裸，总要有个符合道义礼法的名头，说起来要好听些。荀子说：“礼者，养也。”便是从礼的角度，着重于功利的一面。孔子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又是从养的角度，着重于敬的一面。

如何调整礼与利的平衡，是一个需要很深功夫的事情，需要实践的历练。这个平衡如果倾向于利，而失去了内心的诚敬，礼便如老子所言：“攘臂以仍之”；如果倾向于礼，而忽略了民生，没有《大学》之所谓“亲民”，那么也就是坐而论道了。对儒家有偏见的人，认为儒家虚伪，说他们“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指的便是失去内心诚敬，在外又不能保全民生的极端例子。修己的功夫，对应着礼的加强（孔子所谓“克己复礼”）；治人的功夫，对应着利的顾全（孟子所谓“养生丧死无憾”）。对己不宜言私利，对人应该少言礼义教化。“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礼义责己，以利益归人，这方是真诚的儒家。

修己治人，又对应着“读书做官”四字，通过读书和做官，修己治人又进一步现实化。然而正是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变。修己治人常常在现实中很难平衡。修己是相对微弱的，是隐性的，诚敬与否只有自己知道，诚敬的功夫也不足为外人道；治人却是相对强大的，显性的，也是很诱惑人的。修己可以伪装，治人却是实权。因此势利常常战胜内心的诚敬，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儒家的软肋——修己治人，容易在实践中沦为“只治人，不修己”。

“只治人，不修己”的人，固然是虚伪的，但他们的虚伪不是儒家的虚伪，正如狼套着羊皮行恶，不能因此认为羊是作恶者一样。他们以儒为伪装，干的却是法家的事情，甚至连法家都不如。满朝文武，忠奸难辨，谁是修己的，谁是不修己的，哪个能说得清，论得定呢（所以古人讲求“盖棺论定”）？儒家特别强调人内心的诚敬，主张仁是由内心生发出来的，不求回报，非功利的由衷的爱人。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韩非子·解老》

因此，那些“只治人，不修己”的人其实不但不是真正的儒家，而且正是儒家的叛逆和敌人，可以“鸣鼓而攻之”的。

治人和修己不同，是应该讲功利，论民生的。《礼运》所说的“男有分，女有归”，在今天的意思就是说男人都有工作，女人都有合适的对象，便是指民生而言。本来儒家是主张做官要为民生服务的，但在实践中，做官却是为己私利。内在的诚敬是隐形的，而做官却是实权。“贫不与富敌，贱不与贵争，民不与官斗”，官高一级便多一层实权。权力是显性的，有权无权是实实在在，尽人皆知的。因此，修己没有保障，“慎独”只能靠自觉，而治人的诱惑力太大，让人贪恋，又无制度以制约之。

中国真正的名士都是先修己，后治人的。修己是本，治人是末。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

愿意为官而有所作为，但是又不是官迷，总是要修己的功夫有了相当的信心和高度，才敢出仕。而且即便出仕，修己的功夫也不能搁下。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真正的高士确有至高的德行，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们不贪恋权位，治人的目标实现不了，宁愿退守山林，保持德性的高洁。介之推、管宁、陶潜、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舜水等等，他们没有什么权位，但是修己的功夫却臻于极致。何以修己功夫做得最好的人，反而不在其位呢？这个问题恐怕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反观现在，回归生活，这一番对儒家修己治人的议论是否能给我们自家的生活带来一些启发呢？

首先，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人与人是平等的，治人的问题其实是次要的，当然并不是没有。虽然古时候以上治下、以君主治臣民的模式不存在了，可是在家庭之中，在领导和下属之间，治人还是需要适当保留的。治人作为主流，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现在的问题便主要是自治和公治了。修己而自治，修己以公治，这也许才是新儒家比较切实的主题。自治的意思很明白，即道德自律，切身实践；公治就是人人都有权利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思。此处不必展开去说，且提出个大意便好。

其次，如果说我们从儒家、从中国文化有所借鉴的话，修己一定是第一位的，而且修己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落伍。任何事业只要涉及人，涉及与他人的交际互动，修己总是免不了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了不同的名称罢了。

最后，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自治并不是独处的自己关起门来的事业，而是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实际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即每一个现代公民的自治。在平等的人的相处中，人人彼此自治，虽然不治天下，只从身边人着眼并实践，而从结果看，人人自治，则天下治，这句话也许是不虚的。简单来说，在平等的现代社会，人人自治以善待邻人，结果就是天下的、全体的大治。人人不必志在天下，只在邻人入手，便有治天下的效果。也许人人自治的模式比圣人通过统治阶级臣服社会少数精英（士），在通过这些精英去教化百姓的模式更文明。

文小言大，幸勿见责。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若稍知修己自治之理，以微身笃行之，虽千万人毁儒，我何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