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颂忠孝节义等事，常说“上格天心”、“孝可格天”；指斥罪恶，则说“上干天谴”；正义的军事行动被说成“躬行天讨”；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则是“替天行道”；痛感正义不获申张，常会说“苍天无眼”；祝福男女佳偶，习惯说“天作之合”；庆幸好事终于成就，则是“天从人愿”；……。这类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目的“天”是人格化的。
以人格化的“天”为前提，中国星占学建立起自己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基础，“天”既是人格化的，会与人事相互感应，垂天象以昭示人事吉凶。但天下之大，东南西北，郡国州县繁多，各地的情况又大不相同，吉凶当然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天垂象”之后，究竟能从中看出何处的人事吉凶，必须先确立某种对应法则才行。这种天与地的对应法则，就是分野理论。分野理论是军国星占学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在别的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但中国幅员辽阔，版图万里，严密的分野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