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乡那个不怎么萧条的小镇上，曾经是有电影院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镇上供销社还没有盖起两层气派的小楼之前，它是全镇最豪华最庄重的场所。小伙伴问起“你家住哪儿啊”，回答说“我家住大礼堂旁边”，问答双方都会不由自主的挺起胸膛来，特别是回答的人，面上一脸荣光。

那个电影院建成的时候，很是轰动，乡政府特地托人请赵朴初先生题了几个字，做成金光闪闪的大招牌竖在门头上。当年恰巧有部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红遍大江南北，电影院引进了拷贝。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拖家带口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大姑娘小媳妇老农年进去之前欢天喜地，出来之后都眼泪汪汪。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这部片子和气派的礼堂成了大伙儿谈闲的主要话题。一坐下来，所有人都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说起自己在第几分钟开始流眼泪，出来之后眼睛怎么哭得生疼。我当年年纪尚小，还被抱在手里，但也有幸参与了这场盛事。我记得在电影院看见小男孩被她妈妈揍的时候，我心里想“好疼啊”，就被吓得哇哇大哭。后来我姑姑我妈妈就多了项谈资，在绝大部分小娃娃还在流着口水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能看电影看哭啦，“她看得懂啊”，“她从小就心软”，她们总是得意洋洋地宣称。

大礼堂顶着金光闪闪的大字存在了很多年，但是它的鼎盛期随着《妈妈再爱我一次》拷贝坏掉也就结束了。乡下人回归了鸡毛蒜皮的现实生活，不再有兴趣买票去看电影，再说要看电影，等放映员下村就好啦。

电影放映员据说曾经是个很体面的职业，但是在我出生后的年代里，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了。那时候中国一年也没有几部能放的片子，具体能传播到乡村的就更少了。放映员手里都只有几部战争片，放起来噼里啪啦的，农村人叫它们打枪片。乡下有个习俗，死了人，六七要大操大办。本来只是请当时送葬的亲友吃吃喝喝聚一聚，后来多了个传统，请放映员到家来放两部片子。

放映员通常都是骑着叮铃咣啷的自行车，背着放映设备，迎着晚霞到村里来。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找两棵间隔合适的树，就支起大幕开始放电影。乡亲们都是自带板凳赶到现场，片子嘛，也早都看了几十遍了。但是看电影不重要，就图个热闹。

大伙儿会一边嗑瓜子一边讨论死人怎么死的，死的时候穿啥衣服，说啥话。要是死掉的是年轻人，那可以讨论的就更多了，老母亲哭得惨不惨，媳妇儿啥时候改嫁，白发人送黑发人多么“作孽”，可以聊一整晚。小孩子只会几里哇啦跑来跑去，逮着机会就在放映机前乱晃，想把自己小小的身影投到幕布上去，有时候闹得过分了，就被抓住打一顿。家属是不能出来看电影的，房子里孤儿寡母偷偷躲着抹眼泪，这时候不能哭了，哭了死掉的人就留家里，不走了。

电影院不承担日常播放电影的功能后，就变成了全镇人的集会场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礼堂。镇上开妇联大会，六一儿童节都要在里面举行。特别是六一儿童节，那是全镇的大事情，中心小学要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节目。我是鼓号队敲大鼓的，到了六一那天，先到学校涂脂抹粉，把脸蛋画得红红的，跟着指挥从学校一路敲到大礼堂，路上有无数村民围观。学校的舞蹈队也准备五六个节目，一群小朋友，经过一个月非专业培训，跳半个小时肢体不协调的舞蹈，跳的人漫不经心，看的人也不甚耐烦。但是为了维持热闹的氛围，全校的小朋友都被老师强制着，老老实实坐在在座位上观看，没有小朋友敢走，因为糖果要等到舞蹈结束以后，看完一场电影才会发。电影也都不好看，我小学那几年，几乎都在放《大决战》。

大礼堂渐渐开始破败的时候，院子里有一些瓦砾堆，翻开那些细碎的瓦片和砖头，就能找到蜗牛。蜗牛这个东西，按理说到处都有，但是全镇的小孩子都很默契，从来不去其他地方找，只盼着每年一度的儿童节，可以正大光明的走进大礼堂，溜到后院找蜗牛。我是舞蹈队的小朋友，有可以不坐在椅子上看电影的特权，所以每次都肩负着帮小伙伴找蜗牛的重任。我家乡的蜗牛都很小，扁扁的一小块，壳子的缝隙里卡满了烂泥。每只蜗牛性格都不一样，有些一碰就缩回壳里再也不肯出来，有些则大摇大摆的晃着两个触须爬来爬去，用食指轻轻碰一下，触角就缩回去一点，过一会又会全部伸出来。蜗牛爬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条亮的粘液，要是碰巧阳光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还会闪着五色的光。

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大礼堂了，初中生是不过儿童节的，没有无聊的电影，没有做作的舞蹈，没有劣质糖果，当然也没有蜗牛。大礼堂一路颓败下去，最后金色的招牌掉了下来的时候，也没有人在意了。前几年我回家，和我姐姐聊天说到大礼堂的时候，她脸上露出的茫然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关于大礼堂的一切，都是我生生臆想出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