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里躺着帝俄和苏联时代的一些名人。整个公墓显得有些萧条和衰败，就像“苏联”这个符号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状况一样。伟大的作曲家兼消防队员肖斯塔科维奇的墓则显得极其的平凡和寒酸。低矮的墓碑上除了刻有一段音符外只有几行俄文名字。而推翻苏东体制的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老婆赖莎的墓则因为立着墓主人圣母般的雕像而看起来犹如圣地般充满了仪式感。如果，坟墓的规格意味着某种“叙事”的话，戈尔巴乔娃与肖斯塔科维奇这两个分量轻重不构成可比性的人的坟墓规格之对比象征着什么呢？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在人们的普遍接受的观念之中，仿佛与苏东模式沾边的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倒是那些和反对苏东模式沾边的东西却大大地吃香了。这背后，我似乎看到了一种越来越卡通化的叙事权之争。
那位著名的“将生命奉献给壮丽的全人类之解放事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坐落在靠墙的一角。显眼的深褐色墓碑的质地里闪烁着蓝宝石般的晶体。这座坟墓犹如磁铁一般吸引着来自中国的留影者的驻足。现在，这位用他的小说激励且塑造了整整几代苏东模式统治下的无数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墓主人因为近来乌克兰的局势而被其故乡的人们视为“出卖祖国利益”的“乌奸”。而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被全世界亲西方的人们视为一本“为邪恶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充满了“谎言”的书而扔进了垃圾堆。
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往往为其预设的立场所左右。当“苏联”这个符号“臭”了之后，关于苏联的一切仿佛都散发着臭味。然而，倘若我们让我们的头脑接受一点哲学的训练、而懂得不时地悬置我们那预设的立场的话，我们的眼里将呈现出许多出人意表的东西来。每当我看苏联时代的电影和书籍的时候，我通常将自己的固有的世界观悬置起来、我通常甚至将自己放置在一个不认同者的位置上。基于此种观看方式，我通常会从苏联电影中看到一种较之好莱坞电影的一般格调高明得多的东西。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其说是一部政治宣传片不如说是一部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的片子，只是一般人看不出来而已。主角保尔柯察金与其说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如说是一名另类的东正教苦行僧。从电影中就可以看出，保尔和他的众多的共产主义阵线的同志们实际上属于价值取向上根本不同的人。通过保尔这个角色所显现出来的是人如何超越小我而投身“无限”的问题。而保尔的大多数同志们则更关心的是参与革命所能得到的现实的“好处”，这就注定了保尔这样的人如同流放犯一般劳苦、孤独和被排斥的命运。不幸的是，追求现实好处的实用主义者的数量在革命的队伍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关乎无限和超越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参与者一开始就是由极少数的具有宗教般虔诚的追求超越的人和绝大多数的计算现实的好处的实用主义者构成，则这“共产主义事业”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电影镜头常常长久的停留于近乎“失忆”般的人物的面部特写，这仿佛是一种对人类无意识的拷问。整个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无意识演出的戏剧。从一些苏联电影镜头语言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种试图超越舞台幻象而探究幕后之无意识剧本的尝试，而那些来自“自由世界”的好莱坞情景剧却往往缺乏这样的深度。
那些因为预设了立场而他们的鼻子总是从美国那里嗅到香味、从苏联那里嗅到臭味抑或相反的人是一些“漂浮”于概念的“水面”的人。当他们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前，无论他们选择朝这个被认为是“乌奸”的人吐唾沫、还是作“荣幸”状而摆pose留影，他们都不懂被埋葬在这个坟墓里的人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