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多次集中的文化繁荣时期，远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唐宋时期卓绝精美的格律诗词。即便时隔不远的民国年代，却也是大师辈出的时代。钱钟书的旁证博引令我捧腹，徐志摩的动人情诗令我酸楚，沈从文的湘西生活令我向往，张爱玲的凄美描写令我哀伤。我并不否认他们都是腹有诗书的文人，有过人的写作能力，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只能算“通俗流行”的范畴。因此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成就能受得起“民国大师”的称号。在我心中独有一人可称为大师，那便是陈寅恪先生。
我心中的大师，一定是术业有专攻的智者。为人师者，自己先得拥有一缸水才能给人一碗水。陈寅恪先生是个集大成者，里着皮袍，外罩蓝布大褂，头戴遮耳皮帽，腿盖棉裤，右手一个装满书本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陈寅恪先生总是如此不修边幅地出现在清华大学教学楼走廊里，因而被学生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但与之朴素外表产生截然对比的，是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极高学术造诣。13岁时开始海外留学之路，精通梵文、巴利文、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等十多门外语，兼之钻研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等，辗转多国游学13年。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曾赞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吴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我心中的大师，必定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先行者。再丰富的知识，如果只能引经据典的堆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充其量只是个知识传播者，成不了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教育授课层面，坚持“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他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这让他累，却也使其伟大。
我心中的大师，必定对学术研究有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发于本愿的热爱之心。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方鸿渐之流以及当今学术造假的教授该是怎样汗颜。而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使他甘愿困在图书馆，吃干面包聊以充饥。更可贵的是，他的求索并没有止于毕业。如今病态的“考上大学就能轻松地混混度日”观念深入人心，大学生游手好闲无理想无追求的状态比比皆是，陈寅恪先生的境界不知高多少，又不知该有多痛心。他能长久如一日地研究学问，任劳任怨地创作和传播，我想因为这是他发于本愿想做的事情。比起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不易之事，足以见他的一颗纯粹之心。所以，在局势动乱的晚年呕心沥血写作《柳如是别传》也不足为奇了。
我心中的大师，不能缺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样的立身之本。无论哪个时代，从来都不缺绝顶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常喜欢审时度势，随“风”而动。依照这个世俗标准，陈寅恪可以算个标准的“笨”人了。憔悴瘦弱甚至双目失明的他，不曾为五斗米折腰，以独立自由之精神作为立身之本，当许多知名学者因种种政治社会原因与“旧我”决裂时，先生却坚持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明明可以投机取巧过一生，依然为真理不辞辛劳。
我心中的大师，是把名利与学问完全分开的人。我并不否认一个人的才华学识能带给他名利与安适的生活，我也并不觉得他们坦然受之有什么不妥。在那个年代，留洋的佼佼者接受国外给予的优厚条件，远离国内的战火和浩劫，过平静的生活也未尝不是好选择，无可厚非。像陈寅恪这样毅然回国，跟随祖国颠沛流离，我只能致以敬意。选择不同，是因为每个人的追求和观念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想成为一名大师，切不可把谋求功名利禄放在心里。前不久，一位华裔美国大学教授写给她的一位被学校开除的中国研究生的信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在信中她直指她的这位学生“做学问只为了混个学位找个体面的工作”，指出“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可投机取巧。你做学问的目的，必须是对真理的热爱和对未知的好奇心。名不名与学者无关，得奖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学者来说，做学问本身，就是乐趣所在。”陈寅恪想必找到了乐趣所在。
先生在给王国维先生的碑文里曾写道：“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何尝不是陈寅恪先生自己一生的写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被他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寥寥数字，却凝结了陈寅恪先生此生为之不懈奋斗的独立自由学术之志。
陈寅恪先生向世人展示了民国时期文化独立自由的清韵之风与专注谦逊的学者之范。他罕世地集纯粹、执著、智慧于一身，兼中华传统“仁义礼智信”的学养，备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博爱”的熏陶，毕生坚守君子淡泊明志的高尚人格，无疑令人敬重。因为这个缘故，他是我心中真正的民国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