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山人
中国画与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最为接近的种类,被并称为姐妹艺术。它们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与影响。历来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说:“善书必能画,善画必能书,实一事尔",杨维桢说:“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清代董棨说:“书成而学画,则变其体不遗其法,盖画即是书之理,书即是画之法。画道得而可通于书,书道得而可通于画”李可梁也曾说:“书到高处是画,画到高处是书”。历史上诸多大家都兼书画,有以画名世者,也有以书名世者,所以就出现了画家的书法和书家的绘画。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笔墨意趣用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長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高水平的其法与理都是相通的
从宋代米芾开始,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的石涛,八大,郑板桥,金农,赵之谦等,除了在绘画上的成就之外,他们在书法上也有特殊造诣,他们的书法在那个时代也可谓独放异彩。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家也都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名家。他们书法方面的成就在他们的绘画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因此说明书法给他们的绘画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反,他们的书法又得益于在绘画形式美方面的启发。使书法所表现出不同于纯粹的书家魅力。
画家书法比较有造诣者,常在书法形式中另辟蹊径,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和语汇,个性鲜明,“艺术”意味突出。宋代的尚意书风,米芾最为典型,董其昌的山水画以淡取胜,又以其画之淡墨运用于书,使其书法之墨法层次丰富,于笔法之外,以墨法上开创新路,八大堪称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的代表。他将书法和绘画两方面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使其书法充满了画意,绘画上增强了书法的意味。三百年来,八大是以画家名世的,但人们往往忽视,他的绘画成就是以其深厚的书法功底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书法上的“八大体",也就不可能出现风格独特的八大绘画风格。书画兼通的八大十分重视书画的内在联系,不仅在创作实践上将书法的用笔和字体的空间造型渗透于绘画,而且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画法兼之书法"的主张,八大不仅工真草隶篆诸体,而且还是最早的篆籀笔法入行草的书家,八大的作品以书入画,不是简单的书画拼加,也不是把绘画变成纯抽象的符号,而是将书法语言因素有机地渗透到绘画中去,使绘画语言更为丰富,其以书入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书法丰富而内敛的中锋用笔运用于绘画挥写中,一是用书法抽象的空间构成处理画面的造型布白,其绘画的奇古造型,如石的上大下小,鸟的鼓腹缩颈,弓背露足,树干的上粗下细等失重造型都能从其书法的空间结构中找到渊源关系。八大以画入书,可分为精神层次和技术层次两方面,在精神层面上追求画意通书意,将写意画的神采意绪渗入到书法。自觉把绘画的幽默感和稚趣感融入书法的字里行间,使其书法朗润可爱,幽默有趣。在技术层次上,八大善于把写意画的笔墨和空间图形的特征渗入到书法中来。八大作画,用笔疑重洗练,其书法用笔也是很简练,在章法布局中有意压缩或涨大其字的空间,也是受其绘画空间图式影响。当时帖学已呈显出僵化的态势,极具个性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八大不愿随前人亦步亦趋,采取了书法兼之画法的方法进行了创新。杨州八怪的金农,郑板桥,也以其鲜明的个性进行了书法的创新,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做出了突出成就。
再如,近现代的吴昌硕,黄宾虹其书法更有其独到之处。吴昌硕的书法上溯先秦石鼓文,反复研究,在篆书上独树一帜,他将大篆运于花鸟画。使其画中的花鸟,雄浑厚重又灵气逼人。任伯年当年就说到,吴昌硕的花鸟画与时下皆不同,他日必成大器。黄宾虹一生始终奉信画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在书法上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就不低于其绘画成就,只不过其书名被画名所掩,今日画坛掀起了“黄宾虹热",多数摹仿者仅得形似,而不知黄宾虹先生绘画的內在奥妙。真正要了解黄宾虹的绘画艺术,必须要研究他的书法以及“以书入画"的途径,黄宾虹的书法,尤其晚年的书法,在墨法上有很大的创新,他将绘画中的浓淡枯润之墨运用于书法创作之中,苍中含润,润中有苍,是真正的浑厚华滋。
无论是“骨法用笔"的基本要求,还是笔墨规范中的“写"的意韵,书法对于国画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书画同源的一般性的认知,而是中国画之所以不同于外国画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画发展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