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产出1.5篇，其中0.5篇还只是一本书的短评。再不写点东西，感觉今年就白过了。
（一）
手里拿着2号凌晨1点多新鲜出炉的阴性核酸结果，晚上7点多，我自信地走去公园准备跑步。在门口扫码的瞬间，保安冷静地说：你黄了，回去吧。我穿着短袖运动服，风挺大的，心冷。折回医院做核酸，密密麻麻的黄码排着长不见尾的队，我是其中一员，发着呆，心里想着：广州这场爆发之下，上上下下每一个被老百姓骂的政府人员，谁是罪魁祸首。
好像谁都不是。
最前线熟练捅喉咙的护士，维持秩序志愿者，检测核酸结果的医生，传达指令的层层小官员，统计阳性人数的官方，等等，这场混乱真的是他们想看到的吗？也不是吧。就像希特勒的那场屠杀，传递指令那张纸的人，抓捕的人，开枪的人，点火的人，大部分的个体并不清楚自己在参与一场残酷的屠杀犯罪，名副其实的“螺丝钉”。所以这是值得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题材。
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两个高管或高官，他们也有管好政府管好教育管好市场管好企业的理想（当然，样本量小，属于个体研究，可能也代表不了总体）。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不见得都得人心，我肤浅地归因为立场不同，行为决策方向就不同，冲突就产生了，但没有对错。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要骂我：你看看这种疫情政策下，这些年，多少无辜的生命因为核酸结果而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离世。
这是另外的问题，本质不同。但骂没有用，能想出根源问题并力所能及推动一点点改变，才是出路。当然，我没有这本事，所以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聊聊想法。如今第N代的病毒，致死率已经非常低了，面对垂危的生命，孰轻孰重，想必不需要太多时间思考就能判断并立刻救助。除非，判断的不是新冠危害和垂危生命之间权衡，而是救他人之命与保岗位之责之间的权衡。那我会觉得是教育的失职。
安妮在【青少年家庭治疗】中说过一句话：在我自己成为父亲之前，无论我的父母告诉我什么，我都觉得他们是偏见，我并没有体会到大多数父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我想说的是，政府也是在第一次遇到的疫情年代下，努力做到他们能做的最好，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虽然从自我批判的角度来看，我的这种想法有一点缺乏反抗精神，但我的信念终究是，在相互理解的状态下共同做到最好）
（二）
回到公司时，下起了大雨。如果不是黄码，大概我跑着步就被雨淋了。
福祸相依。幸运的人还是我。
（三）
提及父母，说到理解。前几天母亲因为执意要跟侄女睡一间房，而且执意要睡在上铺，做女儿的，被舅舅委婉责备了，说太危险。我原本以为是母亲要强，不希望大家觉得她到了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年纪，所以想证明自己一切都很好。所以打电话询问时温柔而委婉，生怕打破她维护自尊的小心思。后来才知道，原来母亲觉得睡在上面，每天清晨能看到第一束光，坐起身还能眺望到阳台外，视野宽敞，特别舒服。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继续制止她爬到上铺去，还是纵容她这份难得的小确幸。
父母日渐年迈，这些年一直能感受到这种明显的变化，跟我姐聊起时，或者晚上睡觉想起时，还是会想哭。愿时间过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四）
最近感到前所未有的职业倦怠。大概是跟学业的兴趣动力相比，工作只剩下为我人生提供经济支持的作用。当然，钱很重要。但对于一个物质欲低还吃得少的人来说，钱能提供的动力确实有限。互联网这个百米竞技的赛道，跟我细水长流的马拉松价值观，是离得越来越远。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仰望月亮的同时还能不停得捡到六个便士。只希望下一个十年的努力与自律，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自由。
（五）
每一个遇到却没有结果的人，都会让你明白，什么人不合适。
所以我们爱一个人，是爱TA身上的某些品质，还是爱这个人。如果是前者，那换一个TA也可以吗？如果是后者，那没有这些品质也爱吗？
当然，我是有答案了：爱具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