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成功后，根据“灭国不绝祀”的原则，把纣王的儿子禄父封在殷商故地，禄父就是武庚。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武庚的三个方向，叫做三监。

武王不久后病死了，史书记载由于周公独揽朝政，开创礼乐制度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不满，所以武庚就勾结三监和东南方商人曾经的属国开始叛乱。后来在周公的主导下，叛乱被平定了。

这件事表面上看就是好像很简单，从三监的角度，周公旦独揽朝政有着代替成王的能力和表象，他们怀疑周公不忠。

而作为武庚的角度就更好理解了，他要复国嘛，这个立场就很纯粹。但是整个三监之乱就这么简单吗？其实这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

其实三监之乱存在一个历史性变革的问题，这个变革在历史上极为重要。关于商周之变是我国能和秦灭六国，隋唐开创科举，清末辛亥革命并称的大事件。因为它们都彻底改变了社会的面貌！重塑了国人的世界观。

我们知道商周时期中国处于奴隶制社会，那大家知道那时候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吗？也就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其实人们的共同认知是来源于现实存在，这个没错，但是人们却有可能主观的改造群众的共同认知。

其实商代人与周代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解析一下。其实商人所存在的环境相对是恶劣的，因为他们除了自己谁都不能信任。他们没有被分封到地方的同姓贵族，也没有天下共主的名义。他们只是依靠武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对地方诸侯进行武力上的压迫。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商人对待诸侯的态度，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我们都认同对吧，但是这种关系与周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周王和地方诸侯是家长和家庭成员的关系。而商人对待诸侯的态度则是非我族群，其心必异。这种区别就很明显了。商人会把所有商人以外的诸侯叫做夷狄，周人在他们眼里也只是羌人的一支罢了。

商人会在面对诸侯威胁的时候不断的武力征服，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奴隶和地盘，他们是不把敌人当做对等的人来看待的，而周人的诸侯无论怎么争夺，上面都有一个周王在，不管这个周王又没有绝对的实力。所以这种关系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在商代人的眼里，天命是降于商人这个族群的，他们就是受到上天眷顾的文明人，而其他人都不是人！而到了周代，天命是降于周天子的，在周人眼里只有周天子不是人，他是神，而剩下的都是周天子的臣民。这就是当时两个朝代的普世价值。

当然我们更熟悉周人的这一套，因为他们成功了嘛，他们把这种世界观传递了近三千年，确立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甚至超脱出宗教的范畴。而商人对世界的看法反倒是清朝以后又重新兴起了，人们又开始对种族的划分更加敏感了。

那么商周两代的人对天下看法的不同跟三监之乱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管叔、蔡叔、霍叔的想法，他们的思路还停留在商人的世界，他们认为天命应该是降于周人，而不是周天子，因为他们也是周人，他们想让周朝成为第二个商朝。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如果天命降于周人，也就是说所有的周人都是天下的主人，按照这种逻辑，他们就应该像商人一样有一个集体的超脱地位，而宗法制的推行让他们这些地方诸侯重新变成地方政权，这让他们有一种自己成为商代诸侯的错觉。周人代商的全部意义在他们身上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了。

按照这种逻辑，他们其实是认为周公在进行分家活动，从此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如果你不听话还不行！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推翻商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直接接受商人统治不是一样？所以他们宁可一搏，帮助盘庚或许能成为更大的诸侯，甚至真的做到天命降于周人，所有周人是一家。也不会像现在做一个小小的监视者。

而武庚的逻辑还是很明确，那就是天命降于商人，他想让商人重回到当初的地位，只要通过武力打败所有对手就能做到，他的祖先就是这么做的，武庚这么想也无可厚非。

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实行了分封制度，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周人选择天命降于周天子就无法避免，因为周人必须要树立起家长的权威，可是这样就不能顾全整个周人的需求了，而周公制礼作乐维护住了周天子的地位，那么民族主义的崩盘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以后的中国会以文明国家的姿态出现，而不是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包容性，能够轻易吸纳任何其他民族的优点而不是因为种族不同一味地采取对抗行为。兼容并蓄也让中华民族成为真正打不死，也打不烂的一群人。而中华另人惊叹的同化其他民族的能力也来源于此。

商人和周人就像是现在的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区别，三监之乱就是普世主义最终打败了民族主义，以古鉴今，我们的未来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其实民族主义未必有前途，而普世主义也不见得有多好，未来充满未知，还是交给历史来验证吧！

这是《历史的镜子能照出什么》第29篇连载文章，想看我们的生活怎样从历史一步步变成今天看到的模样，敬请关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