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想：既然历史并不能将所有的人铭记，且大多数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那么，是怎样的人才会被历史所铭记？有怎样功业的人才能永垂不朽呢？是在战场上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而马革裹尸的将士吗？是仅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或造诣颇深的文人墨客吗？
这要是在原来，我会很有可能这么认为，但我自从接触了陈寅恪先生的点滴，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被陈寅恪先生渊博的学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所深深折服了。陈寅恪，一个对于我来说陌生又熟悉的名字。说他陌生是因为我和这位大师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 我今天是无缘得见陈先生的真容了。
但我和陈先生又共存于同一个永恒的空间，且都因为历史而结缘，这又使我对陈先生平添了几分熟悉之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罗曼罗兰的“我称之为英雄的，并非靠武力而称雄的人，而是靠思想和心灵而伟大的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想陈先生应该就是这样一位靠思想和心灵而伟大的人吧。陈先生用一生恪守了自己矢志不渝的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应该是一位思想家，而他们的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一部思想史。我想思想家和某一学家的区别在于思想家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某一领域的某一学家则可能是这一领域的思想家。陈寅恪就是这样一位学术领域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在学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二十世纪，能脱颖而出且鹤立鸡群的不过寥寥而已，而陈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当时与陈先生齐名的被后人称为“近代四大史学家”的还有吕思勉、陈垣、钱穆。四大家在历史学领域的造诣可谓各有所长，然“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惟陈寅恪一人而已。
追溯陈寅恪的家世，其显赫程度可见一斑：陈的祖父乃是第一个支持维新变法的地方（湖南）巡抚陈宝箴，陈父为散原诗人陈三立，陈寅恪在当时的家庭背景下子承父业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一向恪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又岂会弃自己的信仰而不顾呢？于是，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和其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此后他便开始了断断续续十几年的留学生涯。
待学成归国后被好友吴宓推荐，由梁启超力保，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破格聘为导师，并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导师”。陈师在讲课时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纵古论今，国学经典更是信手拈来，以至于连同身为教授的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聆听他的课，怪不得陈师在当时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呢。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久负盛名的陈寅恪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啊：正值盛年，却双目失明；其著作《论半生缘》《柳如是别传》在当时因某些原因而无法出版；十年浩劫，被无情卷入这场政治风暴的中心.......泰山其秃，梁木其秃，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79个春秋。
读陈寅恪的一生，感受他一生的大起大落，辉煌与痛苦并存，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尽的敬畏感。我有时在想：能在某一领域称得上“家”的人，一定是在思想、人格或气节上超凡脱俗，行为举止上特立独行的人。而在陈寅恪为王国维碑写的悼文可以看出其在思想和气节上的脱俗之处。
现抄碑文如下：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圣贤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寥寥百字，又何尝不是陈先生所毕生追求的理想呢？陈先生后半生的孤独寂寥，我想从陈先生自己早年的一句诗可概括其原因：“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好一个“最是文人不自由”，它不仅道出了陈先生晚年精神困境的原因，更道明了陈先生宁折不弯的气节。“不自由”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只能为政治代言，做“御用文人”的命运。可你有你的威福，我有我的闲福，一边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一边是政治利益下的利诱。该选择哪一边？真是进退维谷，可我陈寅恪只坚守我一贯的信条，甘愿做一个在孤独的月夜独自看守心灵月亮的树。是啊！
陈寅恪只是一个想在自己的理想国里搞一点学术研究的思想者，是一个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毕生追求信条的苦行僧。不过，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今这个以物质金钱为大众追捧对象的现实主义至上的社会，像陈先生这样能保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文人是越来越少了；而在以白话文行世的今天，以文言文创作亦是不实际的。那么，我们作为先生的后来者，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止先生之天地境界，将先生毕生所追求之信条永存心间，以求来日为自己的文化苦旅增添几分颜色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