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祖国南北西东，翻越无数名山大川，到过了许多地方，而真正做了回异乡人，是走出国门，来到西半球的赤道国家，非洲加蓬共和国进行援外。那里距离北京二万五千里，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外国人。

    平日里，一直觉得法国距我们遥不可及，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结束十个小时的飞行在戴高乐机场转机时，对还要再坐八小时的飞机可谓不寒而栗。倏忽间，感觉巴黎距北京并不远，真正遥远的地方是我的目的地，非洲。

      一踏上非洲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一股潮湿的灼浪扑面而来，满目葱茏的树木及艳丽的奇花异朵，随处可见面色黧黑的非洲朋友，街道和超市里弥漫着浓郁的起司(Cheese)味道，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油然而升。

      我们驻地的院子里有一棵树，旅行者树。烈日下它绿色的树冠挺拔向上，像孔雀怒开着的屏。刚来时我常常感叹；远离祖国的我不就是一名旅行者吗？但是，人的适应能力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没过多久，我就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和工作，并结交了许多的非洲朋友。

      我们驻地是几个中国专家组的聚居地，有二十多年中国援外人员工作生活历史。周围的非洲居民对我们非常友好友善，见面总是离很远就用中文打招呼：“你好！”不仅发音标准且字正腔圆，妇儒老幼都会说这两个字。一次，我散步时碰到一名七、八岁的男孩，啼笑皆非的是，他竟然用中文对我说“你好，小朋友。”看样子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中国人问候他的话。

      桑德拉是一名我管理的当地工人，开始合作时，我们谁也不明白相互间要表达的意思。我不会讲法语，向驻地的中国同志学了一些简单的单词和句子，如"你的大大的好"之流的语言，且不说发音不准，还经常一词多用，驻地的非洲工人由于和中国人相处时间长了，所以当我们讲这些“中式”法语时，不仅能听懂，还能与我们用同样的语言互通有无。桑德拉初来乍到，上来就用大段流畅的法语和我讲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瞠目结舌。但聪明的她不久就学会了我们内部这种交流方式，并开始每天教我一些新单词和对话，久而久之，我竟然和她成了朋友。但她不是一个严格的老师，有时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发音差强人意，她仍说很好、很好。我想告诉她：对我严格点，一定要让我的发音标准为止。可我词汇量委实有限，干着急说不出来。

      不久，桑德拉的大妹带着她两岁的小妹来我们驻地小住。我每说一句话，她那十五、六岁的大妹都忍俊不禁地跟着学，间或哈哈大笑，我有这么可笑吗？桑德拉不是一直都在一本正经、极富耐心地听我说话嘛！桑德拉的娘家住在遥远的边境小镇勾勾壁氏，那里有成片富饶的原始森林，被当地人称为“乡下”，她两岁的小妹自然有些少见多怪，看到中国人觉得新鲜不已，尤其是我这个长头发、说着鸟语的中国女人，她尤如二百年前我们老祖宗看到黄毛鬼子，对我即怕又好奇，魂不神守的样子。只见她娇羞地躲在姐姐怀里悄悄向我张望，我不看她则罢，只要轻瞄她一眼，她立刻大哭起来，哭声刚止，我向她那个方向一转头，没及看到她，她便害怕地把头藏在姐姐怀里又哭将起来，湿漉漉的睫毛尖滚落晶莹的泪珠一串串。姐姐欲将其抱走，小姑娘执拗得很，非要继续看西洋景，观看我这个中国鬼子在说什么、做什么。

        世界是一个大家庭，在我到达这里三个月的时候，慢慢地找到了“家”的感觉，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生活在北京一般。这时，却从北京传来噩耗，疼爱我的太姥姥突然离世了，抑制不住的悲痛即刻在弥漫在胸中，九十多岁的太姥生前还给三十多岁的我和我幼小的儿子做饭吃，没及等到我任何回报便阖然长逝。永远不会忘记我出国前夕去看望她，她佝偻着背推着小推车到公交车站送我，直到车走很远了还目送着汽车驶去，一双浑浊的老眼寻找着我的身影。我悲痛欲绝，浑然觉得觉得一样的天，一样的路，这里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我却公务在身，欲罢不能，多么的无奈啊！我独自来到大西洋边，浪花追逐着岸边的白沙，洋面上波涛汹涌，是大海阻断了亲情，我插翅也难飞回家乡。只有默默地采撷一束野花，焚几页白纸，面向家乡的方向虔诚地祭奠对我付出无私爱心的老人，尽一个远在异国他乡游子的寸草之心......

      我是异乡人，但这里有一起参加援外的中国同志，还有许许多多的非洲朋友，我们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为了人类共有的和平与理想，为了那绿色的橄榄枝及白色的和平鸽，我别我选择，只有勤奋工作，才能对得起爱我疼我的家乡亲人，对得起我那刚刚五岁日夜想念妈妈的儿子，这也是我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

      我虽是异乡人，但并不觉得是异乡人，我如同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本文写于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