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微
母亲退休后整日待在厨房，为全家人张罗着一日三餐，没有怨言。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头一热，便撬动了记忆。我想起了外公，记忆中他也总是弓着背，流着汗，坐在灶台边支撑着一个家。
外公不识字，解放前替有钱的主户做长工。解放后，因为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起早贪黑地拉着板车，给使用煤球炉的人家运送蜂窝煤。在这座城市里吆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常年弓背弯腰，驼得像只大龙虾。外公不善言辞，我印象中几乎没见他和子女交谈过，只知道埋头干活，再苦再累都不吭一声。他就这样默默地将勤奋的品质不动声色地传承给了后代。
小时候，逢到节假日，母亲会领着我和妹妹去看望外公外婆。外公家的旧址位于三孝口的永红路，是几间很普通的灰砖瓦房。为了通风，厨房建在堂屋的最前面，进门就是。构造很简易，唯一显眼的就是土砖和黄泥巴砌起来的土灶，表层涂刷了薄薄的白石灰，因成年累月油污的熏染，已辨别不出白色，灰头土脸地卧在屋宅一角，一根烟囱直通屋顶。土灶是那个年代穷人家常用的燃具，灶面是方形的，灶口是圆形的，常年支着一只大铁锅，非常大，大得足以能把我三岁的妹妹放进去洗澡。灶台的正下方留着一个正方形的口，称作灶膛，是专门用来烧柴禾的。用土灶木柴烧出来的饭菜格外香甜，尤其是喝上一碗用米汤煮成的锅巴粥更是回味无穷。外公便是这土灶的唯一主人。
母亲兄弟姊妹九个，陆陆续续成了家立了业。但每当做饭的时候，外公却不让任何一个孩子靠近灶台，不要他们搭手。从外面干活回来，他总是麻利地拾掇好板车，直奔厨房，系上围裙，端只小木凳，来到灶台前，点上一把柴禾，用火钳塞进灶膛，然后起身从旁边的水缸里舀上几瓢水，将淘净的大米倒入锅中，熟练地拨弄着灶膛里的火苗，那通红的柴火将他暗黑的脸庞照得满面红光，偶尔从灶膛里喷出的热浪也会熏得外公抹眼泪。有时，我会带着妹妹悄悄地站在他身后，好奇地看着，看见他被汗水淋湿了背，那个八岁的姐姐还不懂得替外公擦去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外公会笑着摆摆手，让我们离远些，再远些，唯恐迸出的火星烫着姐妹俩。
用不了多久，喷喷香的饭菜就摆上了桌，全家老少十几口人围坐在圆桌旁，吃得津津有味，对外公的手艺赞不绝口。而他只是低着头端着大海碗，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憨憨地笑着，一个劲地催促着儿孙们加饭添菜。这就是老人家眼中的幸福吧。人的记忆真得不可思议，几十年前尝过的味道，只要在舌尖上留存就再也忘不掉。土灶煮的锅巴粥，土灶煨的骨头汤，土灶炖的白萝卜，土灶炒的西红柿......外公在宽大厚实的灶台边，将清苦的日子烹饪得有滋有味，或许他的愿望就是希望全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便知足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土灶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那个坐在灶旁添柴烧火，承载养家糊口重任的佝偻老人，我也再见不到了。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无意中透露出她的命是被外公救回来的。因为外婆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重男轻女），差点将母亲溺毙在吊水桶，是外公及时把她捞了上来，才得已让她的生命延续。自此，在我幼小的心灵就对外婆心生一丝隔阂，这种微妙的间隙至今不曾愈合。而对外公，虽然因为学业的关系，也未能做到常走动勤拜望，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亲近。我想得很简单，如果外公没有那个举动，便没有了母亲，也就没有我了，母亲是女孩，我也是女孩。
然而这份亲近在一九XX年戛然而止，年迈的外公因超负荷从事强力劳动，竟然在劳作休息之余突发脑梗，撒手人寰。那一年，我十七岁。起初，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直到母亲将带有孝字的黑袖章，紧紧地箍住了我的胳膊，我才知道这一次，外公真得与我永远隔绝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未能去看望老人家最后一眼，未能送老人家最后一程。那个年龄的我根本无从体会，有些遗憾是要跟着人一辈子的，一旦触碰便会痛心。坦白地说，外公这一生承受的苦难比享受的福气多得多，他还没来得及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就与世长辞了。母亲在后来的日子里常红着眼圈提到:“老爹劳碌了一辈子，闭眼的时候没啥痛苦，这也算是一种福报吧。”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前些年，父亲母亲到了清明都会转乘几次公交，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小蜀山给外公外婆扫墓。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体力不支，便把祭拜的仪式搬入了家中。清明那天，母亲会早早地将外公外婆的牌位供在家中的正厅，摆好香炉，点上高香，禁闭双眼，双手合十，虔诚地祭拜。
今年的清明前夕，我也早早地备好了沉香，准备跪拜外公外婆。这不是迷信，只是在做心之所安之事。这样，或许能让思念得到一些慰藉。而今天我用粗浅的文字来祭奠，是因为到了这把岁数，才开始明白“子欲养而亲不待”，对有些猝不及防的变故只剩下扼腕喟叹。外公已经驾鹤西去二十多年，我想如果儿孙能将留在他身上质朴、善良、勤劳的品质延续，他便能含笑九泉了吧。
2017.3.30 完稿于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