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塔里的灵魂
此刻，我在飞往无锡的途中，第一次没有详密计划的出行，让我有些无措，由于有三人同行，也不好表现得如何，于是索性放下自己，忆起柴烧来。
与柴烧的结缘，让我突然想起吐鲁番的坎儿井，只不过坎儿井是土与水的交流，柴烧则是土与火的相熔，而这俩让我念念不忘的造物，与“土”都息息相关。
如果要追溯人类文明的本源，大概“土”是最不能绕过的了，古埃及人用泥板记录文献，古希腊人借泥土释放对艺术的想象，古巴比伦人把泥土视为文明的象征纪念祖先，而中国人则把“土”与“火”熔在一起创造了陶。
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农耕业的发展，物资偶有短期盈余，于是便催生了器皿的产生，现在出土早期的陶器多为储物之用，过渡到农耕时期及之后才逐渐被赋予祭祀、斗茶、摆件的功能。
除此之外，最应该提的应该是女娲了，她应该是最能诠释“土”为人类文明本源说的了，因为人都是抟土而成，直到实在忙不过来，才在土中加了结绳，于是便有了“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之分。
看来，造人与造物，都与这土密不可分。“黄天在上，厚土在下，”凡人居中，便成为这“天地”之间的纽带。人法地，地法天，于是这人与土便自然的发生了关系，二者均为自然造物，却也合作了一把，造了这世间的陶。
“土”没有意识，灵魂却有意识，任何造物都是“意”在先，陶亦然。
在轮制尚未被发明之前，纯手工陶上的指印，陶口起伏的弧线，大概便是这“意”与“物”之间最原始的“搏斗”痕迹，而火的发现与介入，则使得这“搏斗”又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窜跳的火苗，奔跑的火流，将意志与物质短暂隔离。造物，变成了托付。
与杨丹老师初识，是在我的茶室，记得那是一个三亚的下午，但燥热在我们的谈话开始后便遁去了，不知是“陶”给了他平静，还是他给了“陶”。
再次见面是去年年底，那是我做好了“做学问”架势后发生的。
藏在村落里的东崖陶源并不好找，从公路转进村道再踩过一条石子路，路过一尊摆在路旁的关帝像，才算找着了，其实这儿就是一户农家，如果是要很正式的介绍,那便是一户前后有庭院三进的平顶砖混建筑。
前庭没有铺地砖或是水泥，只是把地平了平，又像是平了一半又觉得还是不平的好似的，把锄头搁下了那样，“随它去吧”——我仿佛听到杨老师在某天兀自对着前庭说道。
前庭里有一处是最不能错过的，我不知道把它拍得很好看的丹砾怎么叫它，我叫它“陶塔”，在我的心中，它是这陶源的灵魂，如果我们把窑比做是陶的母亲，土比做是陶的父亲的话。
“陶塔”跟很多其他的叫做塔的“建筑”有着一样的使命—纪念，纪念那些为了成全而牺牲了自己的陶，他们被从窑室请进了陶塔，就像被从凡世被请进了神龛，但仍不舍地见证着东崖陶源的第52窑，第53窑，微笑着或是皱着眉安静地看着“辛巴”、“雪糕”和往来的人。到了春天，陶塔会长出很多嫩的苗，探着头，望着窑间的火。
我和杨老师在陶源的见面，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五点半，这算得上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解东崖，他并不是很健谈，但每每话题绕回到柴烧和陶时，我便很自得地，安静地听着，我习惯性地靠在椅背上或是双肘撑在木桌上，侧着身听着。五年了，他有说不完的故事。
烧窑的艰辛是常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东崖每月烧一次窑，每次制坯完成后火烧三天、冷却三天，再一周整好是一个月。而最难熬的也是最考验体力的，便是这其中的三天火烧，需要持续的从火口关注火势，适时地添薪加柴，打不得盹，偷不得懒。
但他聊的最多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辛巴，那是一只刚来到东崖便患病的狗……我尝试着换个话题，因为我似乎看到了杨老师噙着泪。
辛巴跟陶塔一样，我们尊重它的存在和消逝。消逝，只是变换了形态的存在。我想这样劝慰他，但又觉得多余，能来烧窑的人不知道比我高级了多少，我便不多此一举了。”
—“来得巧了，正好来了好茶。”
—“是红茶吗，我胃不好。”
—“是的，所以说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