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民国文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也是民国政治家们最喜欢的文人，他一直致力于让学生只去研究学问不要胡思乱想去搞其它的东西的工作，比如，学生们进行各种学术上面的争辩，不管多激烈都行但是上街游行他就不是很赞同。
不过，胡适并不是认为文人不应该参与到政治当中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是明白的，就如他自己，他就给当时的政府做过官，他只是单纯的认为，学生就应该学习，文化之争就是文化之争，不应掺杂其它，如果掺杂进其它东西，那就变了样子，黑不是黑白不是白了。由此处可以看得出，胡适的身上还是书生气太浓了些，他的这股书生气，也被带到了他的生活当中。
胡适在私生活中不失为一个洒脱的人，总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观和妙处，即便经常被老婆压制，但胡适却以此为生活之乐，在当时主流思想还是男尊女卑的民国，胡适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为官入仕，胡适的书生气并未给他带来的除了争议就是蔑视和不信任，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要为国家的实际利益进行考量和奔走，但是胡适在出任驻美大使的时候基本上不问政事，对大使馆的管理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让各部门各司其职，自己并不过多的插手。
胡适都去干什么了呢？三件事：旅行；演讲；收学位，胡适在美国单是1942年上半年就旅行了三万五千里，在美国任大使期间他的演讲场次也达到了四百多场，收到荣誉博士学位二十七个，这是胡适的在美国期间最突出的表现。胡适始终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大使”就应该用演讲去为中国做宣传，用学者的方式进行外交，胡适的外交方式，也的确有些效果，当时的美国政府对胡适很是尊重，但是他们所尊重的是胡适的学识，也就是胡适学者的身份，而非是胡适在外交上面所展现出的政治家风范。
胡适的确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用他的话说，他本来就不想和政治扯上瓜葛，但是因为国之为难，他不能拒绝，必须要挺身而出担起责任。有这样的情怀固然是好的，但是胡适做大使的确是有些赶鸭子上架，他在美国的时候还有一件趣事。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北平的图书馆将数百部的珍贵书籍运到了华盛顿委托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帮忙暂管，这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和国会图书馆的馆长邀请胡适并派出人员陪同他，去书库当中查看，结果胡适 作为驻美外交最高长官，竟然在进入书库以后面对浩繁的珍贵的书籍，挪不动脚了，坐在地上看了一个多小时，把图书馆馆长和那些外交大员们晾在走廊踱步。这是极失礼节的一件事情，通过这件事也足见胡适终究是个文人，在喜欢的书籍面前，他顾不得自己当时的身份和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因而从古到今书生气比较重的人，都很难在官场有所建树，空有一身的名望和抱负。
1942年8月15日，胡适终于收到了免职的电报，他终于要能够摆脱政治对自己的束缚，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只要搅入旋涡想要抽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后来，胡适虽然回归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但是始终无法与政治做出割绝，甚至越陷越深，逐渐的失去了对自我的掌控，这对于一个文人，一个书生来说，是非常可悲的，这也让胡适的文学成就和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