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雾 译
说到萨德文学里的反讽性，时常让我在头脑里浮现出一篇文章，足以鲜明地表现出这类形象。那就是被安德雷·布勒东所推重过的《机关手及其他短篇》（1953）的作者蒋菲丽，他曾经写过这样一组散文诗，或者说格言体文章，
“狱中的萨德侯爵是否曾排除了琐事的扰乱而独自紧锁房门，这尚待确认。这道门从外部被双重门闩紧紧锁住，侯爵从里面放下在典狱官的善意下而装的搭锁，安心坐回书桌之前，再一次提起笔。”
与其说是萨德文学的反讽性，更不如说或许是牢狱本身呈示了这类反讽性。这是一篇充满机敏的文章。萨德无疑是旧制度法律及其妻母的家族主义下的牺牲者，在艰苦的狱中度过其生涯也非他本意。但是就结果来看，他所作出的选择却也恰好构成了他后来作家生涯的最好机会和最优环境。在蒋菲丽的短文里，这种反讽式的真实取得了一种鲜明的寓言化的形象。因此，萨德实际上乃是依托了牢狱。至于他是否独自在房间中放下搭锁之类，现在也根本无关紧要。起码就记录来说，这种事情也不过是子虚乌有。
然而，牢狱是监禁之场所的同时，也是梦想之场所，这并不是蒋菲丽的特别发现。牢狱，作为文学的基本主题，恐怕从古至今已经被无数次重复过。作为一种强迫的观念，牢狱主题无疑会在作家们的头脑中联想起十八世纪末，那个被米歇尔福科称为“大监禁”的时代，萨德仿佛宿命般地成为了象征性的人物。萨德在《小说论》里提到同时代的英国暗黑小说，包括哥特罗曼司等，也包括意大利的铜版画家皮拉内西的牢狱系列作品。当仔细观察这些作品时，不难发现，通过这些十八世纪末艺术家的敏锐感受力，能够轻易理解在牢狱的复杂性背后所依托的那些事物。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一章题为《皮拉内西的黑色脑髓》（见于评论集《条件所限》）的短文里，对此类问题是这样加以描述的：
“毋庸置疑，皮拉内西的牢狱逐渐侵占了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内所生成的人类精神，那就是作为监禁和拷问的强迫式观念是最先锋、也是最神秘的症候之一。在这里我所想起萨德，在其作品中的米思凯（嬷嬷）把那些牺牲者关在翡冷翠的庄园的地牢之中。可以看出，皮拉内西不单预告了《朱斯蒂娜》作者的残酷嗜好，而萨德和皮拉内西二人在一种巴洛克式权力意志难以避免的归宿里，更表现出某种对权力的滥用。”
作为“大监禁”时代最具象征性的人物，萨德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十九世纪初的浪漫派作家精神。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狱中曾度过艰难岁月等事实，而正如尤瑟纳尔所言，萨德乐于通过其作品来描写那些让牺牲者们发出呻吟的阴郁牢狱，这种来自萨德的萨德主义被尤瑟纳尔视为“巴洛克式权力意志难以避免的归宿”。若从内部来加以观察，这也正是牢狱自身的复杂性。总而言之，从此处可以见到我在前文所提及的萨德文学之“反讽性”。他在梵森和巴士底狱里写给妻子的那些信里也可以证明，萨德被紧锁于现实的牢狱中，反而使他成为了自由行使权力的专制君王。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牢狱乃是梦想之场所。
要是从监禁这个角度来看待作为作家的萨德和其同十八世纪末时代之关系的话，米歇尔福科保持了最为敏锐的洞见。在《疯癫史》第三部第一章中，他这样写道：
“从一世纪乃至更早的时代至今，那种始终作为被囚禁的、沉默的非理性既不是作为世界图景，也非作为具体形象而出现，而是作为言说和欲望反复出现的时期，这和萨德主义的出现是保持一致的。萨德主义作为一种以姓名命名的个人现象，在囚禁之中依靠囚禁而形成生命，这并非偶然。在萨德的所有作品里，包括单人间、地下室、修道院、难以靠近的孤岛之类，也就是被那些作为非理性之形象的自然场所所支配，这也绝非偶然。”
十八世纪末无疑是一个理性时代。然而在作为理性时代之同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也遭受着专制主义的恐怖威胁，这也是一个于个人自身足以体会到恐怖之魅惑的时代。福科指出，那种作为话语和欲望所形成的非理性，和作为城和牢狱之图景所支配的萨德主义之间，其实是同一的。正如在萨德和皮拉内西的例子所呈示的那样，这正是对专制主义的机关及其武器的反叛。而在城、地下室以及异端审判这些场合的对立面，也正是针对专制主义的反叛的觉醒，通向自由和梦想。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文中所提到的萨德笔下的人物米思凯，恐怕是冥死寂之误。冥死寂，就是《恶德之荣美》里所出现的俄国食人魔，这是一个具有超人能力和残酷嗜好的巨人，住在远离人寰的阿沛宁山脉的城里，自称是“阿沛宁隐士”。所以，尤瑟纳尔文中的“翡冷翠的庄园”显然是错误。那些逃离大臣沈凤儿追杀的朱烈一行人在意大利流浪，却无意中得到了冥死寂的礼遇，并在山中的城里款待他们。城里关了很多专供巨人食用的女子。这一部分收录在布勒东的《黑色幽默选》里，是动辄长篇无聊议论的《恶德之荣美》里最富有活力的段落，也是作为传奇小说家萨德最自由奔放的部分。
女性批评家贝雅特里希·狄蝶着眼于这篇《恶德之荣美》里的冥死寂，反复讨论对于萨德的文学里“城”究竟意味着什么。（评论集《萨德》所收《内部之城》，1976）
确实，对于萨德文学中“城”这个主题，就算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但迄今为止也不是人人都讨论的主题。萨德，作为中世纪以来的封建领主，在法国南部的拉科斯特拥有自己的城，从少年到青年乃至于中年时期始终沉溺于读书生活和酒池肉林，对他来说有没有城是很重要的。就这点来说，和平民小说家乐蒂芙·哆啦·布略钝就完全不一样。而且萨德作为囚徒，最终扮演了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牢狱里的角色，一直呆在诸如梵森、巴士底狱或者谬狼这些著名的城里。他就像对明斯基的阿沛宁山中之城一样，热衷于描绘着那些法律所不及的，恶人居住的孤绝之城。《美德的厄运》里，描绘了在多芬山中纯靠借贷而建之城。《索多玛的120天》里故事所发生的“黑森林”中的喜林城，这些都不必多说了。
冥死寂的城周围被水所包围，位于湖中之岛上，要上去只能靠小船。说到孤岛，十八世纪的乌托邦小说里最多的就是大洋里“人迹罕至的岛”，这和此前福科的文章里所说的有共同点。但是就狄蝶看来，“城和岛的主题，不管其中有多么相似，但在想象力而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岛，具备很多补充要素，包括关于水的梦想，包括波浪的摇曳，这些都是关于宇宙的女性想象。城恰恰相反，起码就空中所显露的部分来说，那些外部所屹立的侧面，本质上乃是男性的。”那些包围着冥死寂之城的水里拥有着来自水之想象的诱惑是不一而足的。这水不单隔绝了被法律所支配的现实世界，也担任了护城河的功能。
在这里需要特别解释的是，我的看法和狄蝶相反，萨德的作品并非同岛或水彻底无缘。众所周知，《阿林和华克儒》的第二卷里让人想到狄德罗的《不干鼻航海记补遗》，那里提到了南太平洋上的美德之岛塔摩耶。罗兰巴特在《萨德·傅立叶·罗耀拉》里说道，“萨德有一种恐惧症，那就是海洋”，这是指1780年他写给妻子的信里的开头：“我向来恐惧海洋，深深厌恶。”起码就这点来说，萨德似乎并不是彻底对水采取漠然的态度。现在提及城的主题，和水的主题关系不大，因此简单提及，且言归正传。
狄蝶引用了这样一段，当朱烈被邀请入冥死寂的城后，他们沿着厚厚的城墙往下行，顺着曲折的台阶而来到地下，最终到达城里的地下室。再一次走过台阶，遂抵达城内的一间房间。随后，狄蝶这样写道：“城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对于萨德而言，这个空间在本质上乃是垂直并下降的。”在我看来，狄蝶或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受到了此前罗兰巴特论萨德的重要影响。这里所指的是，巴特对萨德笔下空间的密室性的强调。论及关于地下室和地穴时，他写道，“顺着密室，来走入大地的肠道之旅”。对巴特来说，萨德的密室不过就是“一种孤独的戏剧形态，在瞬间将犯罪脱离社会化”。同时，这种业已完结的社会，如乌托邦般的闭锁空间，其别名就是城。
另一方面，狄蝶把这种萨德笔下的下降空间和死亡图景联系在一起。在她看来，城是一种墓穴。既然出现了大地的主题，那么由此来进行类比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会让人想起一系列同时代英国暗黑小说的流行，以及作为古典主义色情刺激的恋尸癖。不过狄蝶认为，萨德的下降倾向并不如此简单。《索多玛的120天》里所登场的恋尸癖人物秋晚法官这样断言道：“若欲习惯并亲近死亡，定当把色情和死亡相联，此乃绝妙好计”。这个足以宣淫的城的下降空间，也是一个惯于青睐死亡的空间，这岂非正是一个足以克服死亡的空间吗？她推论道：“城乃是行使权力意志的场所，这种权力意志不仅仅行使在一些贫弱的牺牲者身上，也不仅仅行使于世界全体之上，而是为了达成一种更大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不光采用无休止的渎神来否定上帝，更要否定死亡和人的命运。”
不过对我来说，更大的兴趣并不在这些关于死和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推论。萨德的城构成了一种“凝结欲望之可能”的场所，我的看法在这方面和狄蝶相近。
对着朱烈一行，巨人冥死寂开始言说他自己，接下来这段话很值得关注：“我四处漫游。若对我的欲望来说，世界还不够大。世界是有限的，这让我很不满意。”不过，冥死寂最终决定如隐士那样封闭在城里。这里能看到一层反讽之意，正因为世界太小了，因此我只能将自身限制在城内，非常奇妙的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在于首先假定存在一个在城的内部所凝集的无限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能够让自己的欲望通过利维坦获得全然的满足。狄蝶把这称为“萨德的想象力最基本的幻觉”。
在这里，我想起《恶德之荣美》里大臣沈凤儿这样的一段话，“集中在一点上的情欲，宛如通过凸透镜所集中的太阳光线，能烧光炉上所有的东西。”恐怕萨德的城市也正是这样一个把欲望的光线聚焦在一个点上的装置吧。
事实上，虽然表达各异，但城作为欲望凝集的场所的这一见解也并不是狄蝶首创，罗兰巴特早就有过论述。巴特直截了当地表示“在萨德的旅行里，什么都没有说”，“徘徊很重要，不仅是因为会有一些偶发的异国事件，而是由于对一个对本质的反复，对犯罪的反复。虽说旅行是多样性的，但是萨德的场所只有一个。这样的旅行再多，也无非是在封闭之中。萨德场所的模型是喜林，也就是杜瑟在黑森林里的城。”
从意大利到瑞典，再从俄罗斯到君士坦丁堡，那部书写有很多主人公们反复旅行的《恶德之荣美》和世界上一般的游历性的流浪汉小说相比，在结构特征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难理解。萨德的旅行并不是从发展到成熟，而是不过是在当下的现实中不断反复。如莫里斯·布朗肖所言，以女主角朱烈为中心来看，也不能说没有那种教养小说的气息，而到最后谁都没法教育的朱烈就像永恒的朱斯蒂娜一样，朱烈也永远不过是朱烈。旅行就是其本身，一种庄重的循环，这个庄重的循环之轮越来越小，最后被安置凝固在一座城里。在萨德的世界里，欲望的漩涡中心常常是一座城。
有趣的是，狄蝶把这些萨德之城和十六世纪西班牙享有盛誉的神秘思想家阿维利亚圣女特蕾莎所著的《灵魂之城》来加以比较。这确实是出人意料的卓越想象。如果说萨德是属于肉体的黑色色情之代表的话，特蕾莎就可以说是代表了关于目不能见之灵魂的白色色情，从中足以察觉大量共通之处。
《灵魂之城》所描绘的乃是通过灵魂通过灵魂内部的七个居所，最终来到神面前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作为比喻性的寓言。特蕾莎这样说：“我们把自身的灵魂视为一座由水晶或钻石所制作的城。如天上有很多居所一样，这座城里也有很多房间。”而且，作为这座钻石之城的果核或曰中心之处，灵魂拥有一间能够和至高神亲切相通的秘密房间。事实上，特蕾莎所说的果核或者果实只是比喻的说法。不过在这里足以显明的是，特蕾莎把城来表征灵魂，和萨德几乎完全一样地表示了一个像同心圆般凝集了各种运动方向的点。钻石，是多么奢华的譬喻啊。
灵魂之城里有七个居所，从最初直到第七逐渐升高，最终达到完成阶段。灵魂也恰如朱斯蒂娜一样，必须要经受从神而来的地狱之责罚等试炼。这个世界无疑是有苦难和拷问的，这是快乐吗？在精神分析学家玛丽·博纳帕托看来，那种联系着特蕾莎的神秘体验和苦难之间的贯通感，和性亢奋乃是同一回事。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晰辨认出萨德－马索克主义的两极。不过，虽然朱斯蒂娜感到苦难，朱烈却深感快乐。圣女特蕾莎表示在天使之枪刺穿心脏时有“苦痛之快感”，这不正是神的朱烈吗？不亦是指向着朱斯蒂娜吗？
特蕾莎的灵魂之城Castillo interior，直译乃是内部之城。当然，这就是人类身体内部的意思。狄蝶认为，“和特蕾莎一样，对萨德来说也是内部之城的问题。”在萨德的小说里，基本上没有关于城外部的描写，完全是从城的内部来加以观察。同时，城也是对人类内部的一种表现，能够同时让人联想起城的内在性和空洞性，凝集和幽闭。这就是说，“通过苦难来看，牢狱是一种马索克主义的景象，乃是光辉的萨德主义的内面。”从主人的眼中来看是城，通过奴隶的眼光来看则是牢狱，这二者无非是同一场所。和牢狱一样，城也是作为绝对之幽闭状态、世界之局限和他者之精神的存在状态。“在梵森和巴士底狱写信的时候，萨德虽然是一个囚徒，但当他写小说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了典狱的城主。”
城的反面是牢狱，牢狱的反面乃是城。在本文的开头，我就提出过萨德－马索克主义形象互相转化的二重性，这和萨德文学中本质的反讽性是完全一致的。作为十八世纪末的文学家中罕见的例子，萨德和牢狱及城是共生的。可以通过这种共生关系，来仔细感受牢狱变成城、城变成牢狱这种罕有的体验。若你能仔细重读开头所引用的蒋菲丽的短文，或许也将幸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