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温州读书报》2017年12月24日

        今年是孙锵鸣诞辰200周年，11月下旬，瑞安市举行了隆重纪念大会。孙锵鸣从同治四年（1865）厘定苏州的《正谊书院规条》开始至逝世，“四十年间所掌书院，其大者五：曰姑苏之正谊，金陵之钟山、惜阴，沪滨之龙门、求志。其小者则皆在本州诸书院。”（宋恕语）。但在其他人撰写的孙锵鸣年谱中，都提到孙锵鸣“主讲”“掌”紫阳书院，孙诒让《先仲侍郎公行述》：“李文忠抚吴，请主讲紫阳书院”（《孙锵鸣集》第712页），缪荃孙《清故侍郎衔翰林侍读学士孙先生墓碑》：“其教人也，因质施术，不强一途。四十年间所掌书院，曰紫阳，曰钟山……”（《孙锵鸣集》第716页）。

上述哪种说法比较准确？笔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第一、从李鸿章邀请孙锵鸣就职苏州书院的过程看，同治三年（1864）正月，金钱会匪平定之后，孙锵鸣“以言事罢官”，随兄孙衣言闲居于安徽安庆，门生李鸿章得知后，深为同情。同治四年（1865）正月，李鸿章致函同年江西巡抚沈葆桢：“蕖田师回浙，眷属尚寄吴门，急欲谋一馆席。”后因沈丁忧，其事未果。三月，孙锵鸣赴苏州拜会李鸿章，此时，李鸿章正在重建太平军摧毁的正谊及紫阳书院。“江苏巡抚李鸿章留主苏州紫阳书院，李（鸿章）和冯桂芬酌议的《正谊书院规条》也请座师孙锵鸣‘代为厘定’”，又“紫阳关书业属薛世香太守订呈，下月再商请到馆日期。”（胡珠生《孙锵鸣集》第741、681页，下简称《孙锵鸣集》）。李鸿章是江苏巡抚，冯桂芬是正谊书院的山长，主持正谊书院重建事宜，两人正在酌议战后重建的《正谊书院规条》。在苏州期间，孙锵鸣协助李鸿章制定《正谊书院规条》，同时，与紫阳书院签订了关书（聘用合同）。六月，孙锵鸣因父卒奔丧回瑞安，直至光绪三年（1877）“孙衣言为江宁布政使”，“复相随至金陵”。在这12年左右时间中，孙锵鸣一直在温州老家未曾外出。当然，也未回苏州就聘紫阳书院一职。

        第二、从正谊、紫阳书院重建史料来看，清政府恢复在苏州的统治后，同治三年（1864）秋，次第修复了正谊、紫阳等书院。据冯桂芬的《改建正谊书院记》载，先重建正谊书院，并与紫阳书院合署办学，同治四年（1865），因人多而分立。“余平吴之次年，建复紫阳书院，课四书文试贴如旧制。其明年将复正谊书院旧制，与紫阳同以肆业人众，故分之”（苏州大学王坤硕士论文《清代苏州书院研究》第74页）。正谊、紫阳书院合署办学时，山长是冯桂芬。《紫阳书院志》记载“1860年，紫阳书院山长赵振柞去世……1865年，俞樾应聘为山长至1867年离开”（苏州大学王坤硕士论文《清代苏州书院研究》第74页），此处记载，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六年（1867）紫阳书院山长是俞樾，而没有提到孙锵鸣。俞樾《年谱》记载，“同治四年（1865）春天，次子祖仁在苏州大病，于是秋天举家南迁（杭州或德清），返回苏州。途中在南京拜会李鸿章，二人订交，李鸿章推荐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同治五年（1866）二月，开始在苏州紫阳书院上课”（马晓坤著《清季淳儒：俞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2，第293页）。俞樾与紫阳书院订交是1865年秋天，晚于孙锵鸣与紫阳书院签订关书（四月份左右），这段时间正是孙锵鸣回瑞安料理父亲丧事的时间。按笔者推测，李鸿章可能知道孙锵鸣不会再回到苏州就聘紫阳书院，因此，又与俞樾订交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一职。胡珠生在注解《呈正正谊书院规条》一文时，提到“（此件）发函时间应在同治四年四月，该年三月孙锵鸣赴苏，六月初奔父丧回瑞安”。另，《民国吴县志·书院卷27上》列举了27位紫阳书院山长，名单中没有孙锵鸣（苏州大学王坤硕士论文《清代苏州书院研究》第30页）。世人广为传颂的关于俞樾与孙家友谊的诗句“廿年得失共名扬，今日东南两紫阳”，没有提到孙锵鸣在苏州紫阳书院一事，而提到远在杭州紫阳书院的孙衣言“余主讲苏州紫阳书院，而孙琴西（孙衣言，号琴西）同年适亦主讲杭州之紫阳，一时有庚戌紫阳之目。戏作诗寄琴西。”从而佐证了孙锵鸣没有就聘紫阳书院一职。

    宋恕跟随孙锵鸣襄校书院课卷多年，对孙锵鸣与众多书院关系最是了解。并且他性格秉直，编写的先人年谱从来不忌讳长辈“不利之词”，他的文章最可以采信。宋恕在《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四十年间所掌书院，其大者五：曰姑苏之正谊，金陵之钟山、惜阴，沪滨之龙门、求志”（《孙锵鸣集》第724页），没有提到苏州紫阳书院，只提到正谊书院。其实，孙锵鸣与紫阳书院只签订了关书，而没有就职，更谈不上“主讲”“掌”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