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五百余年的诸侯割据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大一统王朝。此后，历代王朝统治，皆以此为基础，被后世称为“百代都行秦政法”。曾经，更是兵锋所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但是，又为何仅存14年，历二世而亡？

罪魁一：“李代桃僵”，赵李合污，亲信忤逆，成为亡国的源头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1年)十月，秦始皇巡游期间，行至平原津，突然身患重病，遂给公子扶苏写下一份遗诏，大意就是令扶苏即刻赶往咸阳继任，并为其置办丧事。

但是，秦始皇最信任的中东府令兼掌印玺事务的赵高，却阳奉阴违，并没有执行秦始皇的命令，竟然将诏书私自藏匿。直到9个月后的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丙寅日，秦始皇于沙丘平台病故，也未将诏书送出。

接着，赵高又伙同丞相李期密不发丧，并销毁了秦始皇写给公子扶苏的遗诏。同时，两人对外宣称，始皇帝在沙丘遗诏丞相李斯，立皇子胡亥为太子。

之后，于当年九月，将始皇帝葬于郦山（临潼县）。当时，由于始皇帝死时，正好处于盛夏，又无冰冻设施，停尸两个月之久，全身已开始腐烂发臭。为了掩盖尸体的腥臭之味，赵高和李斯遣人在始皇帝的灵车中放入了一石鲍鱼。

最终，在赵高和李斯的操作下，将一个昏庸无能的胡亥推上了历史皇权的政治舞台。

观点：人们常说的“灯下黑”，就是始皇帝身边的亲信赵高与李斯。若非如此，大秦帝国也许会迎来一场全新的希望与发展机遇。而这个希望和机遇，就是刚毅勇武、远见卓识的公子扶苏。所以，多数时候，真正治你于死地的，不是你的仇家，反而是你身边最亲近或最信任的人。

罪魁二：“指鹿为马”，二世昏庸，大权旁落，成为亡国的核心

“指鹿为马”的典故，鲜有人不知吧。胡亥做为一个刚刚经历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皇家之弟，又怎么可能不认识马呢。但是，当赵高指着一头鹿说是马时，胡亥竟然还要询问满朝文武的意见。由此一斑，便可见胡亥有多么的昏庸无能。

但是，最令人不耻的却是，残忍迫害所有的兄弟姐妹。

胡亥继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逼迫兄长扶苏自刎（相互争权，勉强可以理解）。接着，又先后处死十八个兄弟、碾死姐妹十余人，刑场惨不忍睹，观者落泪。另有将闾等兄弟，平时谨慎甚微，也被逼自尽。死的最体面的就是明智的公子高，选择为父殉葬，以全家人性命。至此，胡亥的兄弟姐妹基本死绝。

这样的人，不仅是昏庸，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又怎么能长久呢。

之后，又听信赵高、李斯之言，将蒙恬、蒙毅、冯去疾、冯劫等国之重臣，尽皆逼迫自尽。至此，朝廷栋梁皆丧，朝中大权尽数落入赵高与李斯二人之手，暗插亲信，遍置党羽。

但是，就算这样，赵高还是欲壑难填，最终赵高又害死了李斯，独揽朝中大权。

期间，秦二世在赵高的诱导下，一心享乐，穷奢极欲，强赋税、重徭役，全国纷纷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贫困状况，以致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俗话说“狗急了，还跳墙呢。”更何况是人。当百姓已经被逼到了悬崖的边沿，能不反抗求生吗？

后来，因为秦二世的昏庸无能，就在秦二世元年秋，陈胜、吴广发动了大泽乡起义；同时，原六国的贵族们也相继开始发动复国运动，不断反抗朝廷的统治，且朝廷军队连连败退。

当秦二世看清眼前形势后，幡然醒悟，遣使者对赵高进行谴责。然而，赵高也深恐秦二世加害，遂来了个先下手为强，遣女婿阎乐率领士兵冲进宫中，逼迫二世自杀。至此，秦朝灭亡。

虽然，后来赵高又立秦子婴为秦王，但秦朝实际上已经终结，结果赵高反被子婴所诛。

观点：虽然秦始皇为一代雄主，曾统一六国，何等英武，但是却将小人当亲信，信任重用，留守身畔。谁知，却给自已创下的霸业，埋下了一颗炸弹，最终炸毁了自己一生的辉煌。但是，后世的刘备，虽然仅有三分霸业，但是临终托孤，却是所托其。结果，诸葛亮为了刘备创下的基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样是临终托孤，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罪魁三：“法替政管”，法苛政暴，民心尽失，成为亡国的根本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便极其严苛，即：一人死罪诛其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正所谓：乱世，当用重典。但是，当初由于秦地辖区，民风彪悍，百姓私斗不绝，盗抢烧杀屡禁不止。为此，商鞅强化法制建设，规范辖区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与发展。

同时，商鞅变法以来，军队的战斗力节节攀升，从而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

但是，六国统一后，秦朝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依旧沿用当初的法治体系，来管理国家。不正是，制度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吗？

公元前209年秋，朝廷征发闾左贫民陈胜、吴广等900余人，前往渔阳戍边。然而，途经蕲县大泽乡时，突遇大雨，道理不通（不可抗因素），因而阻断了行程，已然无法如期抵达目的地。但是，依据秦律规定，过期当斩。就算逃了，抓到还是死罪，并且还会连累家人。

这是否就是现代管理上常讲的：只要结果，不讲过程。

面对此情此景，陈胜、吴广等人，已知犯下死罪，更何况活着也并不好受，何不来一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随之，中国历史的第一场农民起义暴发。

由此可见，秦朝的政治管理制度，相对于发展是多么的滞后。

观点：与时惧进，不仅适用现代，也更加适用任何时候。正所谓：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当秦朝迎来大一统时代，曾经以打天下为核心的国策，已经悄然向以治理天下为核心转变。而秦朝所用的法制，则更加适宜于战时乱世。但是，大一统后，国家已由乱而入治，岂能再用治乱之道，来治理治安之国。

也正如韩非子所言：“世变则事变，事变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发展，都应当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惧进，切莫再步秦国起于法、强于法，而亡于法的后辙。

资料来源：《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秦记》、《资治通鉴》等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