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师范毕业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毕业分配让我大跌眼镜，犹如古代犯人被发配一样，被分配到一个我都没有听说过的小山村里，村里连电也没通上。
当看到分配文件时，我整个人都蒙了，与我同时师范毕业的同村同学都分到乡镇中学，我却分配到偏远的小山村，我怎么这么惨。后来听说他爸只是拿了两盒烟一包红枣送给管人事的干部，就把事情办成了，而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戚朋友。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会干走后门的事。事已如此，木已成舟，哀叹也不能改变现状，只好到那个山村去教学。
在这个山沟教了一年（82-83年），第二年又调到另外一个山村教了一年（83-84年），这一年我打听到消息，师范毕业可以进修大专。由于地处山沟，消息闭塞，没人通知我。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中文专业报名早都结束了，只剩物理专业。你想想师范学的文科，高中时物理学的又不好，又丢弃四年了。但我心有不甘，硬着头皮报了名，结果可想而知，名落孙山。
85年又调到离城较近小山村。这一年我如愿以偿报上了中文专业，接下来便开始备考，由于学业荒废三年多了，工作又忙，又结了婚。学校事家务事很多，没时间复习，导致考试再次失败。那年也是造化弄人，往年是全区统一分数线，这一年是一县一个分数线，就是分名额到每个县，我县分了六名，我排第七。还有一个原因，安排考场我是最后一排，桌子坑坑洼洼，一写字就扎破纸，很是影响答题。那年我的好友董佰虎也参加考试，后来他说：考场上他们几个联手互传纸条，所以考得好些，而我在最后一排，监考老师就在身边，并且我又胆小老实，只能靠硬本事。如果他们不作弊，我说不定就考上了。
我不死心，86年又去报名，结果教育局规定小学教师中专文凭已合格，不准报考。当时心灰意泠，下决心要调到中学去。老天有眼，高中时教我的政治老师李永康（北京插队知青，而且在安沟插队，娶妻本地人，扎根延长）当了教育局长，我喜出望外，亲自到老师家里，说明情况。毕竟是老师，他当时就答应考虑一下，秋季开学我如我所愿调到安沟中学（我就是安沟人）。
87年我再次报了名，利用课余时间开始备考，常常学习到深夜，那时已有三岁大孩子，家务很多，干扰也大。那时教师都是宿办合一（办公住宿在一起），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所以只能等孩子睡了再复习。我抱着天大决心才考上了延安教育学院中文系，当录取通知书拿到手时，喜极而泣。没想到考个大专竟然这么坚难，这么曲折。
87年我备好行李箱，开始了进修求学之路。这次没有借箱子，调到安沟中学后我就买了木板雇人做了两个大平箱，我带了一个箱子，另外一个家里用。这次上学有工资垫底，生活用品上了个档次。衣服全换成了料子的，还穿上了西装革履。整个人也精神焕发，那时真是踌躇满志，斗志昂扬，一扫当年的寒酸样。
延安教育学院就在原来的延安师范学院，一校两牌子，这时师范只招初中毕业生，原来瓦房也改成了楼房。中文系总共一个班，教我们的老师大多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主要来自延安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教学经验欠缺，水平一般，不过这时没有升学压力，镀金而已。管理也不是太严，但比现在大学严格。也上早操课间操，主要由班长负责考勤，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但我本着一贯作风，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学习成绩比较好。并且利用课余时间大量读书，每天下午泡在图书馆里，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读了很多外国名著，因为我国名著在读中专期间读得差不多了。当时还有一个习惯，喜欢摘抄我认为精彩片段，整整抄了有四十多本，同学戏称我为抄书专家。其实我有个梦想，有机会想当个作家，抄书是为了积累素材。那时我虽已成了家，但每学期很少回家，星期天也就是逛逛书店，买上几本书，很少看电影，也没逃过课，在我班应该算是个好学生了。
中文系开设有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外国文学、写作、逻辑学、文艺理论、哲学等课程。我最喜欢现代汉语，这门课考得最好，班里第一名。最难学是逻辑学，凑合及格，其它几门都还可以，都在80分以上。当然班里也有吊儿郎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生，也有逃课睡觉不学习的学生。进修两年里我是没有虚度过年华，为以后当好语文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生活上比上中专时强多了，顿顿吃的是白面，肉菜也经常吃，穿着也讲究起来，皮夹克也穿上了，皮鞋也擦得铮亮，可谓春风得意，风流倜傥，惹得师范部女生投来暧昧的眼光，但因自己已结婚，不敢越雷池半步，只好远而避之。那时带工资上学，生活上虽大大改善，但平时还是比较节俭，很少下馆子，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不赌博，是人们眼中的正派人。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从延安教育学院顺利毕业，成为一名合格的初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