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家生活在西部一个偏远的农场里，农场有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名字------共青团农场。这是一块伴随国家垦荒戍边的大战略，从无到有，硬生生地在戈壁绿洲上开垦出来的人类栖居地。那时候，没有成套公寓楼，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平房，都有独门小院，小院的院墙则是用柴禾和木块垒出来的。天热的时候，大家都在院子里的灶台做饭。一到饭点，各家开始炒菜煮饭，香味四处飘溢，彼此的生活水平、饮食偏好，周围邻居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的，哪有什么隐私啊！想偷偷吃点好的，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工资较高，且持家有道，走南闯北的爸爸总能买到各地的便宜且稀罕的食材，好几十年前，就吃饭而言，我们家就提前奔了小康。

小时候，爸爸经常出差，妈妈一边教着书，带着班上的几十个穷孩子，一边独自一人带着哥哥、弟弟和我。记忆中，妈妈一直不太擅长厨艺。如果让我回想儿时的味觉记忆，多半是那一成不变的疙瘩汤、苞米面糊糊、蛋炒西红柿、茄子炒辣椒。爸爸不在家时，我们就这么顿顿糊弄着吃、糊弄着喝。我们总是盼望爸爸回来，一来是爸爸总会带回来好吃的东西，二来，爸爸才是我们家真正的大厨，什么白斩鸡、什么清炖羊肉、什么盐水鸭……那是爸爸才会做的高档菜，也是爸爸回来才能吃得到的。

有那么一个傍晚，好像是个中秋节，按惯例，爸爸那天必定要回家的。妈妈在院子里的灶台上忙啊忙，一个一个菜地炒啊炒，每炒好一个菜就让我端进房子里的饭桌上。还不到十岁的我，院里院外的窜来窜去。一会儿，出去看看远处道路上依稀的车灯；一会儿，回到小院里帮妈妈烧火。最后，妈妈终于忙完了，天也黑透了，一轮满月升已经悬在了东方的天空，爸爸还是没有回来。那时也没有手机，亲人能否到家、何时到家，基本就是靠踮起脚尖伸着脖子张望和掐着手指算。妈妈看着天色，说不等爸爸了，回房吃饭。却见，全家人的心肝----我那从小就挑食的三岁小弟弟正打着饱嗝，原来他早饿得等不及了，已经把菜里的肉挑着吃了个差不多。

大约，妈妈的家族就没有美食基因传承。后来我到姨妈家住了几年，吃了几年的姨妈家的饭，顿顿馒头和虾酱，好几个月见不到鸡蛋和肉，至于鱼，那是过年才能吃到的珍品。我的胶东的骨肉乡亲啊，生活怎能那么节俭呢！那日子，才叫一个清苦啊！正在长身体的我，整日觉得那个饿啊！其实，那不是饿，那是饮食里没有油水的感觉！我从小哪里受过那个罪啊！几年后，爸爸妈妈来接我，妈妈总说我没有长开，我怎么能够长不过她的身高呢，送我来胶东的时候已经是个一米五多的小姑娘了，好几年的时间，我怎么就长了不到十厘米啊！大概是这几年正值青春发育期，营养没有跟上的缘故吧。

也就是这几年，我才发现，和姨妈家相比，我们家简直就是个土财主！我总记得家里有一个圆圆的铁制的汤勺总是烫着我，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家常常炖鸡炖羊炖骨，肉汤油水大，不易散热，每每烫到在外面疯玩了半天，饿得着急吃喝的我和哥哥。在那个匮乏的年代，我们家的孩子虽然穿得旧点破点，但是父母亲把从衣服上节省出来的钱全部变成了营养丰富的肉和鱼送进了我们的胃里，长到了我们那正在发育的身体上。

当然和只会蒸馒头、包饺子和包子的姨妈相比，妈妈简直就是半个厨神！妈妈是姥姥姥爷的最后一个孩子，自幼被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呵护疼爱，妈妈一直在外面上学，可以说没有任何做饭的基础，当然也可能没有多少做饭的天赋和兴趣。但是，当生活把妈妈推向了遥远的关外，她就像一棵沙漠里骆驼刺一样顽强地把根扎到大地深处，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在那个杂居着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南腔北调的移民的农场里，妈妈跟四川人学会了腌泡菜和辣酱，跟河南人学会了擀面条，跟贵州和云南人学会了自制油豆腐，跟上海和南京知青学会了做醪糟、菜饭，跟陕西人学会了油泼辣子、凉皮、跟维族人学会了清炖羊肉、抓饭、凉面……我们家的餐桌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南北西东的饮食汇。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那个被命运抛到了天涯地角的、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年轻女子是我，面对几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无一人可求、无一人可托的我，会活成什么样子？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母亲的一生，那份透着卑微的节俭勤勉、那份带着隐忍的随遇而安，让我们一家人在那个蛮荒、混乱而荒谬的世界角落里，始终保全了一桌温热的餐饭。那分明就是一份深沉厚重的爱，那分明就是一种绝地求生的大智慧。而那这份爱与智慧，在生命的源头滋养着我，让我生长出足够强大的生命力去承担生命中的严寒、酷暑，越挫越勇，就像那沙漠戈壁中的骆驼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