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读完费孝通老先生1948年6月19日完稿的《乡土重建》,心中问了一个问题,让自己都吃惊不小:如今77年过去了,我们的乡土重建的怎么样了?以下主题还是按费老的原题,随后的回答是我主观上没有任何目的的客观回答。
①乡村·市镇·都会:中国的乡村和都市有相生和相克两种看法,现状仍是,以相克为主。乡村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土地上的农作物、数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和数以亿计的人口,但广大的农村却成了一种十户九锁、人烟稀少的凋敝状态。费老说乡村没有了都市是幸事,都市却绝不可能没有乡村。现在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农村好像成了一幅永远都可能用不上的备胎,城市破产或实在没有办法了,农村几亩薄田可以抚慰饥肠辘辘的躯体和千疮百孔的灵魂,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啦。
②论城·市·镇:城是官方的城防,没有了城墙的城越来越大了,从一线到五环;市是百姓的集市,曾经三六九遍布城乡,而今大都分都移到了线上;镇是曾经的乡村,镇守的人是基层的干部,守镇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的老人。乡村旅游能吸引一些季节性的过客,但乡村的主人早已去了别的地方作客。
③不是崩溃而是瘫痪:费老的这八个字今天仍适用。小农经济的坚韧是崩溃不了的,土地而今都是流转给别人种的,地主都去了城里,有人承包收地租,没人承包随便种点啥能收几个收几个,不管怎样呆在农村出路几乎没有。既便有天灾逃荒是不可能的,政府的兜底还是做得很好。只是觉得,农村应该还是有旺盛的活力的,不可能就是如此的瘫痪般的存在。到底怎样做?各地都在摸索,失败的案例比成功的经验多。有一点需注意:现在种地像在赌博,输多赢少,为什么还有人在赌?一是他们热爱土地有土地情结,二是他们在没种地的时候有别的积累和收入输得起。这种情况能维持多长的时间,不好说。
④基层行政的僵化:人民公社之后,村委会有一段时间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作用很大。但随着大学扩招和小学并校,除了兜底政策的落实,人们对于基层管理基本上是无感的。如今,我家所在的街道被统一了门头和墙面的颜色,害得我找起来都很困难;所有的道路都强行硬化了,年久失修的问题随之而来;统一建设的节能灶、环保炕和水厕大多成了摆设,维护成本太大的东西都不适合农村……总而言之,尽管面子上的工程热火朝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成了局外人:你弄你的,我活我的。凡是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一概与我无关。印象中我们村上已二十年没开过社员会了。“有好处平均分配,没大事长期闭会”,没什么事值得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了。
⑤再论双轨政治:费老的意思是在中央自上而下的管理框架下,基层还需要一套自下而上的弹性缓冲机制,以实现这两者的有效对接,比如以前的乡绅。乡绅眼下有可能还有,可能是村支书之类的。他们承接一部分政府的职能,与此同时也享受一部分政策的红利,至于他们能否构成基层管理的一部分,显然不是也不能是,若是的话极易成为村匪恶霸。个人浅陋的认为,目前广大的农村除了社会救济之外,只剩下土地需做长期的制度设计,其他的已不需要太多的管理了,无为而治,若有为则极易成为乱作为。
⑥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已经中断,可以告老但无法还乡,以前父辈们说判断一个家族是否在当地定居不是看有多少子孙在这生活,而是看有多少棺椁埋葬于此,从这个角度讲,眼下有很多人都是在异地飘泊。人本都到了县城,那里有“一老一小”必要的设施:医院和学校。
回不了家的多村子弟,大有人在。农村的中小学没了,回去后娃到哪里读书?小城里发展机会小加上熟人文化,没人撑腰很难出头;出来时是大家欢送出来的,回去时却未必受到欢迎,城市和乡村的生存哲学孑然不同;个人才能的施展需要舞台,学得的武艺未必能用得上,如老先生所说: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流落于东西文化之外的寄生阶层,这个话题已没有那么宏大,城乡的生活方式己趋同。为了孩子们上学娶学妻卖房,农村大部分省吃俭用积累的财富都转移到了城市。百年前老先生笔下写洪流冲洗下的中国乡村,如今依然正经历着冲洗。
⑦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脱贫完成了,小康基本实现了。但实现的路径不符合老医生当初的设想。土地的分配在经历公社化之后“包产到户”,解决了大家吃不饱的问题;农工混合的乡工经济曾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发达过一段时间,而今汇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地主阶层合理的出路,这一点超出老先生的设想:被打倒后所有人都一起沦为贫民又一起变成了地主:如今大面积的土地流转,地主们都搬到了县城收地租了,地都让别人去种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地主似有若无了,随之产生了很多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工商户,现代工业技术有一部分下乡了,重要的是人到了城里主动学习技术并留在了城里。
⑧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有些发达了,尤其是沿海地区,成了股份甚至上市公司,有些消失了,一切都是市场说了算。老先生提出的乡土工业的规模、手工和机器的配合、乡土工业中的成本问题、自力更生的资本问题、节约储蓄的保证而今都已不成问题。时代的发展让很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不成问题,尽管代价巨大,却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⑨乡土工业的新形式:这个问题而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合作社有了,小作坊依然存在,而且越原始、越天然、越人工的产品越贵。农村的产品天然是个性化的,农村的一花一草都是个性化的,严格意义上说现代的乡村不需要工业。就这么绝对。
老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到“乡土复员”,但如今的“新车票”回不到那时的“老农村”。有几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期待有大家能予以释惑:
①乡村出去的人口能不能回流?如果能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愿意归根的落叶如何归根?
②目前的土地流转大家都在轻投入重产出的“竭泽而渔”,有没有长期主义的制度设计与设想?
③乡村规划管理一定不能一刀切,如何激发群众创新的力量,迎来个性化农村发展的新时期?
费老77年前的提出:乡土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想,允许一帮敢想敢做敢出错的人不断去尝试,也是必备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