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地位、声望和社会支配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地位、声望、尊敬、荣誉、尊重和等级。人们总是尽量避免那些让自己丢脸、羞辱、蒙羞以及声名狼藉的事情。地位和支配等级的形成过程非常迅速。如果要在人类身上寻找具有普遍性的动机，那么争取地位的动机肯定是其中一个。

1 支配等级的形成过程

等级只是群体的属性，而不是个体的特征。

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如果他每次遇到对手都要拼个你死我活，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策略。战斗对于胜利者也是代价沉重。胜利者也可能会受伤，而且还要把非常珍贵的能量、时间和机会耗费在打斗上。所以，如果双方一开始就知道孰强孰弱，那么胜负双方也就不必在打斗上枉费功夫。失败者可以选择屈从策略，

如果有一种心理机制能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战斗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那么自然选择肯定会青睐于这样的评估能力，并且让它得以进化。在人类身上，这种评估机制可能非常复杂。它不仅限于评价一个人的体能因素，还包括其他非常重要的能力，比如说赢得朋友和同盟者的合作，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广泛的亲属关系。经过评估机制的估计和比较，支配策略和顺从策略就可以发挥作用。这两种策略的主要功能在于，如果战斗双方能够提前决定孰强孰弱，那么他们都不必为了决斗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当然，有时候双方的实力强弱也存在某些不确定性。所以，自然选择在有机体身上设计了很多虚张声势的行为，让他们夸大自己的能力，迫使对手提前放弃。同时，由于提前放弃会让动物损失很多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自然选择肯定也塑造了用于识破这些虚张声势的行为的心理机制。总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支配和服从这两种策略都可以让个体从中受益。总的来说，它们生成了一种支配等级。

支配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是指一个群体内的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那些非常关键的资源——即有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资源。个体的等级越高，他所获得的关键资源也就越多；反之亦然。支配等级具有传递性，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如果A支配B，而B又支配C，那么A将会支配C。

2 人类以外的动物的支配和地位

神经元能够根据宿主的地位而对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作出不同的反应。在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身上，5–羟色胺更有可能让这种神经元产生冲动。相反，在落败的鳌虾身上，5–羟色胺抑制了这种神经元的冲动反应。

动物似乎不愿意从支配地位变成服从地位。

处于统治地位的黑猩猩在走路时喜欢大摇大摆，这样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庞大有力。

追求统治地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化，关键在于它能让雄性获得更多雌性进行性接触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男女两性在追求统治地位的动机上应该拥有不同的进化基础。

3 支配和地位的进化理论

关于支配和地位的进化理论，除了需要解释群体中存在的等级差异现象之外，还必须详细地阐明个体在提升自己的地位等级时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在理想情况下，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能够预测人们在谋求社会等级时所采取的具体策略。

一个好的理论还应该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争夺社会地位的行为在男性身上更为普遍？理想的情况是，这个理论还应该能够对那些处于较低等级的个体的行为加以解释。当地的人们通常会对那些极力争取支配地位的个体表示出敌对行为，比如奚落、排斥、驱逐，甚至是凶杀。一个好的支配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希望群体中的个体全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在理想情况下，这个理论还应该区分出统治阶层（dominance hierarchies）和生产阶层（production hierarchies）。其中，前者是指决定如何分配资源的阶层，而后者则是指为了达到群体目标而进行劳动分工与合作的阶层。

3.1 关于争夺地位的性别差异的进化理论

男性和女性在繁殖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精子数量庞大，而且男性不必像女性那样对后代给予繁重的投资，所以男性的繁殖上限要比女性高出很多。换句话说，男性的繁殖活动比女性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基本上，不管一个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只要她具有生育能力，她通常都可以获得繁殖的机会。但是，男性却不是这样。如果有些男性占有超出平均份额的繁殖资源（即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那么就会有另一部分男性找不到配偶，完全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即男性的繁殖机会的变数越大），那么男性面临的选择压力将会越强烈，因为自然选择肯定会偏向那些获得繁殖成功的男性。

地位和等级的提升有助于男性获得更多的性接触机会。首先，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更受女性的青睐（Kenrick et al., 1990）。地位较高的男性能够保护女性，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条件对于女性以及她们的孩子非常重要，因为她们能够获得更好的照料和生活保障。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背景当中，一个女人宁可和其他女性共侍一夫（当然是地位高资源多的男性），也不愿意和一个地位低资源少的男性结婚（Betzig, 1986）。相比之下，采用前一种策略的女性只能分得丈夫的一部分资源，但是采用后一种策略的女性却可以得到丈夫的全部资源。但是即便如此，女性还是更愿意选择前者。所以，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拥有一种潜在的收益，那就是他们更受女性的青睐。

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获得性接触机会的第二种途径，就是同性之间的支配行为。其实，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通过赤裸裸的抢夺手段，就可以从地位较低的男性手中夺得中意的配偶，而被欺负的男性往往还不敢报复。

地位和性伴侣的数量。现代的西方文化强烈地推行一夫一妻制，并且将其法制化，这就严格地限制了男性所能迎娶的女性的数量。地位较高的男性仍然拥有更多的性接触机会。由于身处一夫一妻制的现代社会，所以地位较高的男性所经历的大量性接触机会主要来自于短期的性伴侣和婚外情。另外，地位较高的男性往往能够娶到更加漂亮的女子为妻（Elder, 1969; Taylor & Glenn, 1976; Udry & Eckland, 1984），而且他们的妻子通常较为年轻，所以生育力也就更强。

地位较高的男性通常拥有更加年轻、更有吸引力的女性。

如果一个女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她肯定也能从中获得繁殖收益。但是，由于男性的地位对他们性接触机会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男性的谋求社会地位的动机上施加了更大的选择压力。和女孩相比，男孩更倾向于从事打斗、攻击以及其他的武力行为，更容易表现出“自我中心式”的支配风格，希望通过某些行为来吸引他人的注意。男孩更有可能向年龄相仿的同伴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相反，女孩倾向于表现出支持和鼓励，并且更善于交际。

儿童的性别差异：第一个差异是，男孩通常喜欢从事打斗类型的游戏活动，而且倾向于争夺统治地位……第二个重要的差异则是，女孩很难对男孩产生影响……男孩的言语主要用于实现“自我中心式”的功能，比如说建立和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女孩的交谈活动通常是一个更具社会联结性的过程。

由此看来，支配动机的性别差异在儿童早期就已经出现了。

社会支配倾向较高的人通常会支持这样的意识形态：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服从，以及两个群体的差别待遇是应当的；一个群体应该比另一个群体分得更多的额外补贴；等等。社会支配倾向量表包括下面这样的项目：“为了高人一等，有时候必须踩在别人头上”；“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也就是因为他们更加优秀”；“有些人就是低人一等”；“有的群体就是比不上其他的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最优秀（比如最聪明、最富有、最有学问）的人才会获得成功”；“在玩游戏时，获得胜利比如何玩游戏更加重要”；“为了高人一等，可以不惜可手段”。

男性在SDO量表上的得分应该比女性更高，因为社会支配倾向有助于远古男性获得更多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自然选择应该已经在女性身上设计了特定的心理机制，让她们更加青睐SDO较高的男性，因为这样的男性往往可以为她们及其子女提供更多的资源。

男性在那些支持高人一等的态度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比如他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地位高于另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统治等等都是合理的。男女两性在追求地位的动机强度上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和女性在支配行为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一般女性更加看重那些亲社会的支配行为（prosocial dominant acts），比如“在会议中掌管某些事务”，“在弄清楚他人的想法之前，就对某个重大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为了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去到处游说，筹集款项”，以及“积极地参与学校和社区的各种活动”。相反的是男性往往更加欣赏那些自我中心式的支配行为（egoistic dominant acts），比如“总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满足于一意孤行”，“抱怨不得不帮某人的忙”，“当事情搞砸后责怪他人”。与女性相比，男性所青睐的支配行为通常以自我为中心。支配型的男性和女性采取了更多的支配行为，比如“我积极参与政治斗争”，“我可以让一个沉闷的晚会充满生机”，“我在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会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来取悦他人”，以及“意外事件发生时我可以主持大局”。

只有支配型的男性报告了下列行为：“我叫别人做那些非技术性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去做”，“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我告诉他应该做两项工作中的哪一项”，“我设法以别人觉察不到的方法来控制会议的讨论结果”，“我让其他人帮我跑腿”。换句话说，支配型的男性更多地采取了自我中心式的支配行为，他们常常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影响其他人。

支配型的女性更倾向于采取亲社会的支配行为，比如说“我解决了群体内部的争端”，“我带头来组织一个计划”，“我在会议上向其他人介绍发言人”。也就是说，支配型的女性所采取的支配行为通常都是为了促进整个群体的团结和利益。

支配型的女性压制了她们的支配倾向，或者低支配型的男性被迫表现出一种标准的社会角色。但是，这两种假设都错了。高支配型的女性常常“任命”低支配型的男性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在决定谁成为小组的领导者时，高支配型女性的决策时间占了总时间的91％之多！

男性倾向于通过自己的提升行为（比如提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表达他们的支配特征，但是女性的支配行为通常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获得提升，而是为了实现整个群体的目标。

总之：男女两性在支配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一般而言，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获得更多的性接触机会。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量表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男性通常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有些个体和群体对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统治是正当合理的。另外，男性一般通过自我中心式的行为（比如考虑自身的利益，让他人服从自己等等）来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但是女性倾向于通过更具亲社会性的行为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不一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些性别差异在许多活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在男性的私人日记中，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谈论同性之间的竞争（Cashdan, 1998）。在工作场所，男性通常更有可能采取冒险的行为，提升地位的愿望更强烈，而且更愿意牺牲某些生活质量（比如弹性工时制度）来获得成功。

3.2支配理论

人类（以及黑猩猩）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所以，在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和那些试图胜过他们的其他个体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心理的进化过程正是在这种战略性的军备竞赛中慢慢出现的，而其中的武器则是不断增强的心理能力——主要用于表征和操作他人的内在心理表征”。自然选择不仅偏爱那些能够促使个体的支配地位不断上升的策略，而且还青睐于某些复杂的服从策略。服从策略可以破坏那些处于支配的个体独自享有某些关键资源的特权，具体的策略主要包括欺骗、诡计、假意服从、友谊，以及设法接触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资源。

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性的命题（Cummins, 1998）。第一，该理论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专门用来对有关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比如说，我们必须理解允许（比如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在群体斗争中应该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不能和谁结婚）等。第二，该理论认为，这些推理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

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对权利和义务进行推理，即道义推理（deontic reasoning）。确切地说，道义推理是指对“一个人是否被允许、有义务、被禁止去做某事”进行推断的过程（比如，我这个年龄能不能喝酒？）。与之相对的推理形式叫作陈述推理（indicative reasoning），它是指对某个陈述的真伪进行推断的过程（比如，那棵树后面真的有老虎吗？）。当人们对道义规则进行推理时，他们会自发性地搜寻违反这些规则的反例。比如说，面对这条道义规则“所有喝酒的人都必须年满21周岁”，人们通常会自发性地去搜寻那些年龄不够却正在喝酒的人。相反，当人们对陈述性规则进行推理时，他们往往会自发性地搜寻证实这些规则的例子。比如说，面对这条陈述性规则“所有的北极熊都有白色的毛”，人们通常自发性地想到白色皮毛的北极熊，而不是其他毛色的北极熊。在道义规则中，人们寻找反例；在陈述性规则中，人们寻找能够证实规则的例子。

支配理论预测，人类的推理将会受到个体的社会等级的强烈影响。人类已经进化了具有选择性的注意能力和记忆存储机制，它们专门用于对重要的社会信息进行加工，并且对谁是欺骗者以及欺骗者的地位非常敏感。

当人们发怒或者受到挫折时，他们的血压会上升。此时，如果他们能够向那个让他们生气或者受挫的人发起攻击，他们的血压就可以恢复到正常值。但是，这个方法只有在攻击“目标”处于较低的地位时才有效。如果攻击目标的地位较高，那他们的血压则不会下降。

地位和社会推理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关联：当检查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时，65％的被试找出了潜在的违反规则者；而当检查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时，仅有20％的被试找出了潜在的违反规则者。

道义推理策略似乎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对于有关允许、义务和禁止的社会信息总是特别敏感。另外，人们通常会自发性地搜寻道义规则的反例，而且在面对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时，这种搜寻反例的倾向会更加明显。

3.3 吸引社会性注意的理论

保留资源的潜力（RHP）是指动物对它们自己的能力强弱（相对于其他个体）的评估结果。竞争中的失败者，以及在竞争之前就知道自己会输掉的个体，拥有较低的RHP。相反，竞争中的胜利者，以及在竞争之前就知道自己很可能获胜的个体，拥有较高的RHP。通过对自己和其他个体进行评估，不同的动物个体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样，支配等级也就慢慢出现了。

支配并不是某个个体所拥有的属性，而是对两个或者多个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描述。

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ocial attention-holding potential, SAHP）。SAHP是指人们投放在某个特定个体身上的注意的质量和数量。根据这种观点，人们相互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群体中其他人的注意和重视。当群体成员在某个人身上投放了大量的注意力时，这个人的地位也就上升了。相比之下，那些被忽略的个体则拥有较低的地位。

为什么我们会关注有些人，而忽略另一些人呢？我们之所以会注意一个人，是因为他能够执行我们所看重的功能。比如说，医生给病人看病，病人通常会对医生给予高度的注意。从这种观点看来，当我们争相为他人提供某种利益时，我们其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SAHP。而那些没有给他人提供任何益处的人，则不会吸引他人，所以得不到资源。

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理论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心境和情绪是地位等级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个体在地位等级获得提升时通常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是变得兴高采烈（elation），另一种是帮助行为的增加。在比赛中获胜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欢愉的心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胜利者的姿态”。积极的心境更有可能促使一个人去寻找下一场竞争活动，而且对自己获胜的可能性也更有信心。第二种反应是帮助行为的增加。如果一个人的地位获得了提升，那么他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友善，也更乐意帮助别人。有趣的是，有些人不愿意向他人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降低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有一种理论认为，胜利会带来一种兴高采烈的心境，产生更多的帮助行为，并且增加了个体赢得后续竞争的可能性（左图）。失败则会导致沮丧、社会性焦虑和嫉妒

地位的暴跌也会给心境和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出现社会性焦虑、害羞、愤怒、嫉妒和沮丧等。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如果潜在的后果对个体地位的影响越大，那么个体的社会性焦虑就会越严重。社会性焦虑的功能恰恰在于激发个体的行为，让个体免于丧失地位。害羞是另一种与之有关的情绪。害羞通常出现在下列情境中：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成为了别人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且地位等级也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感到羞愧的个体通常认为自己特别渺小、低贱，甚至是卑鄙。伴随着这种自我评价，他的身体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变化，比如避免和其他人的眼神交流、低下头、身体向前蜷缩（Wicker, Payne, & Morgan, 1983）。可以推测，羞愧能够激发个体的行为，让他避免成为嘲笑的对象（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愤怒是个体对丧失地位的另一种反应。愤怒可以激发个体的行为，让他向那个导致自己丧失地位的人寻求报复。

嫉妒通常也和地位等级密切相关。嫉妒可以激发我们去模仿那些拥有我们想要的事物的人。英雄崇拜和理想化形象就是嫉妒情绪的积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嫉妒也会促使我们去诋毁那些比我们更强的人，比如说毁谤他们的成就、散播有关他们的谣言等等。嫉妒通常促使丈夫小看他们妻子的成就，以此来维护他们在婚姻中的地位。

沮丧也是地位丧失所引发的一种情绪反应。不过，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沮丧情绪，比如说丧失了依恋关系（Gilbert, 1990）。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觉得丢脸、丢了工作、感觉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或者未能以社会大众的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就会体验到沮丧情绪。沮丧可以促发我们的服从行为，这有利于我们安抚他人，避免受到他人的猛烈攻击。当我们再次找到工作、为他人带来收益，从而提高我们的SAHP时，我们就可以从沮丧情绪中恢复过来。

自然选择已经设计了专门的心理机制来解决有关地位等级的适应性问题，而人类的许多情绪反应（从兴高采烈到沮丧）正是这些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3.4 支配地位的决定因素

支配型的人通常站的笔直，面向大家，双手叉腰，胸膛舒展；他们的目光关注很多人，而且在谈话时总是看着别人；他们不会经常露出笑容；他们用身体去触碰别人；他们说话的声音洪亮，语速缓慢；他们会用手指向别人。但是，服从型的人则完全相反：他们的身姿通常不是笔直的而是弯曲的；他们经常露出笑容；他们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当别人在说话时，他们总是看着对方，并且不停地点头；他们说话的时间比支配型的人更少；当别人说话时，他们不会打断对方；他们在演讲时总是看着地位较高的人，而不是整个群体。

男性的步速和社会地位之间应该存在相关，而女性则没有。他们的理由是，在人类的整个进化过程中，男性必须为了获得配偶而相互竞争，所以他们通常会表现出那些能够象征他们狩猎技能的素质，比如移动速度和稳定性。走路的步速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仅仅只存在于男性身上。

“大人物（big man）”这个词汇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拥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指一个人拥有庞大的体型，又可以形容一个人拥有非常重要的权力和影响力。

即便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只要我们知道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对他们身高的心理估计还是会有所夸大。

高个子的男性在就业、升职、薪水和选举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睾丸激素是一种雄性激素，它也许是动物体内最重要的激素，因为“雄性”性征的发育和维持都需要依赖于这种激素。

拓展：面孔的支配性

面孔的支配性是社会地位的另一个指标。支配型的面孔通常拥有结实而突出的下巴、厚重的眉骨，以及肌肉发达的面颊。相反，低支配型的面孔往往表现为削瘦的下巴、细小的眉骨，以及肉乎乎的面颊。面孔具有支配性的学员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更高的军衔。另外，面孔的支配性不仅和学员在职业生涯中期所获得的军衔存在正相关，而且还对他们在职业生涯晚期（即拍照和评分20年之后）的晋升机会存在正相关。面孔的支配性增加了男性的性接触机会。

睾丸激素水平和支配地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睾丸激素水平越高，那么个体的反叛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也会越多，这一点在年轻男性身上特别明显。人类身上最可靠的现象之一就是，地位的变化会导致睾丸激素水平的变化。在比赛之前，运动员的睾丸激素水平都会上升，也许这能够促使个体更愿意采取冒险行为。更重要的是在比赛结束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水平仍然保持上升的势头，一般会持续2个小时之久。但是，失败者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在赛后会马上下降。心境的变化伴随着睾丸激素的变化，因为胜利者的情绪总是比失败者更加高昂。如果运动员非常重视这场比赛的话，上面的效应将会更加明显。胜利者的睾丸激素水平上升了；失败者的睾丸激素水平下降了。而且胜利和失败的影响甚至扩散到了并未参加比赛的体育迷身上。

有一种推测认为，胜利者很可能马上要面对下一个竞争者，所以睾丸激素水平的提高可以让他们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准备。而在失败者身上，睾丸激素水平的下降有助于他们放弃和其他个体的对抗和冲突，从而免受伤害，等到更好的时机后再寻求反击。睾丸激素水平的提高让胜利者对自己更加自信，试图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多的性接触机会。

腰臀比率较高的男性，不仅拥有较高的睾丸激素水平，而且往往更加健康，患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某些癌症）的几率更小。腰臀比率较高的男性认为自己更加自信，而且经常被别人认为有领导气质。

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社会地位。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对自己的地位评价很高，但是同伴对她的评价却很低。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男性通常表现出更多的支配行为，从而导致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但是相应地，地位的提升也可以导致睾丸激素水平的增长。

神经递质5–羟色胺和支配地位之间存在关联（Cowley & Underwood, 1997）。解百忧（Prozac）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它能够增加患者脑部的5–羟色胺的分泌。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和睾丸激素一样，都与社会等级存在某种关联。

与支配有关的其他跨文化特征还包括运动能力、智力、外貌的吸引力、幽默感，以及精心的装扮。

3.5 自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机制

自尊就是一种追踪声望、权力和地位的机制。

社会计量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自尊是一种主观的指示器，它能够反应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如果别人对我们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那么我们的自尊就会增强；相反，自尊的减弱是因为我们认为别人对我们的接受程度有所下降。

人类是以群体的形式进化而来的，为了生存和繁衍，我们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帮助。所以，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相应的机制，激发我们去寻找同伴，形成社会同盟，或者讨好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如果一个人不能被他人（至少几个）所接纳，那么他就得不到群体的保护。这样，他就处于一种被孤立的局面，也很容易在成年之前就死去。既然社会接纳程度对于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如此重要，那么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相应的机制，让我们可以评估自己被他人的接纳程度。社会计量理论认为，这种机制就是自尊。对自尊的渴望能够激发我们去获取他人的喜爱和支持，让我们去改善现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寻找新的社会关系。自尊追踪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适应性问题，那就是一个人被群体接纳或排斥的程度。

自尊就变成了一种负责追踪他人对我们的尊重和敬意之情的心理机制。如果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那么我们的自尊水平也会增加；反之亦然。

自尊拥有下面几种进化功能。第一，自尊是一种动机机制。自尊不仅能够促使我们去改善和他人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激发我们去重复和增加某些行为——即那些让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尊重的行为——的频率。在这个意义上，精确地追踪我们所拥有的尊重以及那些能让我们获得更多尊重的事件，确实有利于维持和增加我们实际的地位和声誉。自尊的第二个功能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向哪些人发起挑战，又向哪些人表示服从。知道了我们在群体中所处的等级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安全地欺负某一些人，而不去“惹”另一些人。这是因为，错误的自我评估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驱逐甚至是死亡。正是由于自尊能让我们对自己的社会等级进行精确的评估，所以它有助于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时选择不同的策略：挑战或者服从。自尊的第三个功能是它可以追踪我们对自己的满意程度，从而影响我们对自己的配偶价值（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判断。

和那些看到不漂亮的模特的女性被试相比，看到漂亮模特的女性被试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更低。但是，模特的支配地位对于女性被试的自我评价却没有多大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在男性被试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和女性被试刚好相反。男性被试看到的模特所拥有的支配地位越高，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就越低。但是，模特的吸引力水平对他们的自我评价却没有多大的影响。自我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我们对自身的满意程度。另外，这项研究还为男女两性在配偶价值上的性别差异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体能非常自信，认为他（她）能够打败竞争对手，那么，哪怕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别人还是不敢随便招惹他（她）。另外，动物之间也经常通过叫声来威慑对方。

傲慢、自负、骄傲、做作、自命不凡、夸大和过分——这些词汇通常是指有些人在自我展示时过分夸大了他们自身的地位。另外，人们经常用这些词汇来诋毁他们的竞争者，让竞争者的潜在配偶认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

3.6 服从策略

地位较高的男性拥有更多的性接触机会，以及地位较高的人在走路时都身姿笔挺、步速很快。

低调既不是“装聋作哑”，也不是故意假装自己不行。相反，低调确实会导致自信心的下降，促使人们表现出服从的行为。

进化逻辑在于，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服从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意义。拥有某种威胁的个体肯定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的攻击，因为支配型的个体总是试图征服每一个潜在的竞争者。这样，真正的服从行为就可以让个体免受类似的攻击，继续在群体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同时，个体还可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到来，夺取支配地位。

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由于地位较高的个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那些对于生存和繁衍都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服从型的个体通常只能弄些边角余料。贬低一个成功的竞争者可能确实让我们感觉好一点，但是，仅仅让我们自己感觉好一点还不能被称之为嫉妒的进化功能。贬低一个成功的竞争者可以带来其他的结果，比如说让竞争者的名声受损，让我们把努力转到其他的领域。这两种结果倒是可以被称之为合理的进化功能。

服从策略可以促使地位较高的个体地位下降，而且对他们地位的下降感到满意。幸灾乐祸可能是一种激发性的机制，它可以促使我们让竞争者的不幸继续加深。要知道，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总是以相对性——有些人强于其他人——为基础的。所以，我们预测人类身上存在两种获得地位和支配等级的一般性策略。一种是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即试图比竞争者变得更强。另一种是促使其他人的衰落。

人类拥有的服从策略的数量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和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保持更远的距离、隐藏、逃跑、保持被动、显得垂头丧气、吸引他人的帮助，以及表现出令人愉快的合作倾向。如果个体受到侮辱，或者被完全排除在群体之外，那么他的声望将会骤降，获得重要资源的机会也会随之减少。所以，我们预测自然选择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避免被完全排除在群体之外的心理机制，比如服从。

 小结

支配等级是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成员比另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对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都非常重要的资源。支配等级给动物带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动物已经进化了相应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激发个体获得更高等级的动机，以及选择合适的服从策略等等。在有些物种当中，体型的大小是决定个体支配等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灵长目动物（比如人类和黑猩猩）中，寻求同盟的社会技能是个体能否获取较高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重要资源。

自然选择已经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更高的追逐地位的动机。如果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那么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去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进化假设。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他们往往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合情合理的。女性倾向于平等主义，而男性则倾向于等级主义。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行为也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女性通过亲社会行为（比如解决群体内部存在的争端）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男性的支配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个人的收益和升迁（比如让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亲自动手）。如果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支配型的女性通常会命令男性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而支配型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AHP）理论则主要探讨了各种相关的情绪机制，这些情绪机制专门用于解决那些由社会等级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常见的情绪机制包括：地位提升之后的兴高采烈，担心地位产生变动的社会性焦虑，地位下降之后的羞愧和愤怒，嫉妒（激发个体去追逐那些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沮丧（有助于个体表现出服从行为，从而免受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

个体的支配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挺拔的身姿、低沉而洪亮的嗓音、直接的眼神交流、大步流星的行走习惯、面部特征（比如强壮的下巴），以及体型。睾丸激素和5–羟色胺都与支配地位存在相关，但是它们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确定。

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机制。自尊至少能够以下面三种方式发挥作用：（1）当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开始减少时，激发我们去改善或修复相应的社会关系；（2）指导我们作出合适的决策——可以向谁发起挑战，应该向谁表示服从；（3）追踪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必须反复地面对那些需要表现出服从行为的场景，所以，如果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相应的进化机制来解决那些与服从行为有关的适应性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但是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服从策略。它们分别是低调（降低自尊水平，避免发生冲突；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服从行为，免于受到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和诋毁出头鸟。

第六部分 一门整合的心里科学

第十三章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把来自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其他行为科学的证据和解释全部整合起来，形成了对人类行为的整体性描述。

1 进化认知心理学

从定义上来讲，所有的心理机制都是信息加工装置，它们专门用于解决各种适应性问题。但是，由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所以认知心理学应该研究我们是如何加工有关他人的信息的。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整个认知系统就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信息加工装置。

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受到进化心理学的挑战：

第一，主流的认知心理学家倾向于假设认知结构具有一般目的性（general purpose），而且独立于加工的具体内容（content free）。这就意味着，用于选择食物的信息加工装置和用于选择配偶和住所的信息加工装置是一样的。这些一般目的性的机制包括推理、学习、模仿、衡量手段—目的（means-ends）之间的关系、计算相似性、形成概念，以及记住各种事物等。但是，正如本书通篇所阐述的那样，进化心理学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假设——心理是由大量的专门化机制所组成的，每一种机制都用于解决专门的适应性问题。一般性的加工机制假设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对于各种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成功的标准在每个领域都是不同的。比如，成功地选择食物所需要的心理机制和选择配偶的心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2）一般性的机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它们所能产生的行为数量几乎是无限的，所以有机体很难从无数种潜在的可能性中挑选出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成功方案（也就是第二章讨论过的组合性激增问题）。

传统的认知心理学的第二个主要假设是功能不可知论（functional agnosticism）。研究者认为，他们在研究信息加工机制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些机制被设计来解决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但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进化心理学却将功能分析的方法贯穿在对人类认知活动的所有研究当中。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肝脏是被设计来干什么的（排毒），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所有特性。同样地，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认知机制的功能，那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人类是如何归类、推理、判断，以及存储和提取信息的。

进化心理学取代传统认知心理学的假设：进化心理学将心理学和其他生命科学整合了起来，它的基本假设是（Tooby & Cosmides, 1992）： 1．人类的心理是由一系列进化形成的信息加工机制所组成的，这些信息加工机制深置于人类的神经系统当中。 2．这些机制以及生成这些机制的发展程序，都是自然选择在远古的进化环境中所产生的适应器。 3．许多机制都拥有专门化的功能，它们能够产生合适的行为来解决特殊的适应性问题，比如择偶、习得语言和合作等等。 4．为了拥有专门化的功能，这些机制的建构过程必须涉及到具体的加工内容。 

计算理论作为研究基础：计算理论详细地阐明了一种装置被设计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它为何被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计算理论是建立在下面这些观点的基础之上的： （1）信息加工装置是被设计来解决特定的问题的。 （2）它们依靠其结构来解决这些问题。 （3）所以，要想揭示一种装置的结构，你需要知道。 （a）它被设计来解决什么问题。（b）它为何被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

计算理论限制了成功的解决方案的搜索空间，让我们排除那些大量的不可能成功的解决方案。比如，人类身上的限制之一就是，用来解决适应性问题的相关信息，必须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不断地反复出现。

1.1 问题解决：启发式、偏向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

一种认知机制的进化理论，叫作“生态合理性。在整个进化历史中，人类的环境总是拥有特定的统计规律。比如说，打雷后通常会下雨；发怒通常会产生暴力行为；性行为常常发生在长久的眼神交流之后；离蛇太近就可能被咬伤等等。这些统计规律可以称之为生态结构（ecological structure）。生态合理性由进化形成的认知机制所组成，这些机制所拥有的设计特征能够利用上述的生态结构，让我们在解决适应性问题时更加容易。

认知偏差的研究者们认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采用的是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形式逻辑理论是独立于具体的加工内容的，它们在解决实际的适应性问题时表现得异常笨拙。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现实世界充满了随意的逻辑关系。比如，粪便对人类有害，但它却是粪蝇的适宜生存场所。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一般性的逻辑规则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适应性问题——即不要摄食粪便。相反，只有内容特殊性的机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机制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且参照了人类祖先处理粪便问题的统计规律。传统的认知研究者把从形式逻辑和统计理论所得出的结果与人类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认为人类的认知充满了偏差和错误。

我们的祖先必须能够解决大量的适应性问题，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人类对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常常取决于下面这三种元素：（1）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也即需要解决的问题）；（2）附近存在的材料和工具；（3）这个问题所处的具体背景。评价一种解决方案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进化规律。也就是说，相对于进化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设计而言，这种认知机制所作出的决策是否更能促进个体的生存和繁衍。自然选择所遵循的标准并不是真值、有效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仅仅是看一种机制能否成功地解决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

人类的认知机制到底是进化来解决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的？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所谓“合理的判断”和“成功的推理”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理可能是被设计来记录事件发生的频率的。频率表征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

频率注意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类的某些推理机制被设计来以频率信息作为输入，并且产生相应的频率信息作为输出。频率表征拥有如下优点：（1）让我们记住某个事件发生的次数（比如，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去山谷找浆果去了几次？）；（2）让我们在新的事件和信息到来时升级我们的“数据库”（比如，把第三个月去山谷找浆果的有关信息加进来）；（3）让我们在事件已经发生并且被记住之后建立起新的参考类别，并且重新建构所需的数据库（比如，记住找到浆果的频率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总之，频率表征能够为问题解决机制和决策机制提供关键性的输入信息。

作业成绩还能够更进一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上面的问题都是通过书面的文字形式呈现给被试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使用文字的历史仅仅只有5000年左右。

只要基率信息以适合于人类认知机制的加工方式（输入信息）呈现给被试，被试在作判断的时候就不会忽略基率信息。在人的一生当中，或者在几代人当中，某些领域的信息会迅速发生变化，比如狩猎的地点、可食用的植物的分布情况，以及捕食者的出没地点等等。这些领域往往最需要对事件的频率进行加工。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这些事件的发生频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频率信息为他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最可靠的判断基础。

人类没有一般性的推理能力，而是拥有许多专门化的推理能力，每一种具体的推理能力都要取决于它们被设计来解决的适应性问题的特征。进化心理学还认为，人类也没有用于学习、模仿、计算手段—目的之间的关系、计算相似性、形成概念、记住事物，以及计算表征的所谓一般性能力，人类的心理是由各种复杂的、问题特殊性的认知机制所组成的，每一种机制都被设计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因为人类祖先所面对的大多数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社会性的问题，所以对人类认知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和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研究完全割裂开来。

1.2 语言的进化

问题（1）语言是一种适应器吗？（2）如果是，那它是被设计来解决什么适应性问题的？

语言的功能是交流信息，它拥有普遍性的复杂设计特征，而自然选择却是产生复杂有机结构的唯一可能的解释。

语言进化来解决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关于语言功能的主流理论认为，语言有助于交流——即有利于个体之间更好地交换信息（Pinker, 1994）。有许多任务都涉及到信息交换，比如提醒朋友和家人存在危险，告诉盟友哪里有熟透的浆果，为了狩猎或战斗而组织一种联盟关系，指导他人如何建造房屋、工具或武器等等。

三种理论来解释语言的功能：第一个理论是社会流言假设，语言能够得以进化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大规模人群之间形成亲密的关系。第二个解释语言的起源和功能的理论叫作社会契约假设。第三种叫侃天者。

有关语言功能的主流理论——语言主要用于交换信息——是无可厚非的。

2 进化社会心理学

在过去几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问题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比如争取社会地位，形成长期的社会交换关系，使用语言和他人交流并影响他人，形成短期和长期的配偶关系，在一群联盟者和竞争者中获得社会声誉，以及处理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等等。

人们为什么要群居？人们为什么要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配偶关系、朋友关系、联盟关系和亲属关系），并且还持续很多年？为什么我们在选择配偶和朋友时有所偏好？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和有些人合作，而和另一些人相互竞争？社会关系为什么时而充满冲突，时而又充满了爱与合作？由于人类在相互交往中的大多数社会活动都是以长期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有关“关系心理学”的问题就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所在。

2.1 利用关于社会现象的进化理论

第一个理论是内含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Hamilton, 1964），该理论对经典适应性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有机体的适应性还应该包括有机体的行为给携带有他的基因拷贝的其他个体所带来的适应性收益。内含适应性理论首次解决了社会性利他行为所带来的诸多难题。该理论的一个直接应用就是，利他者的帮助对象应该符合这样的条件：（1）拥有利他者的基因拷贝；（2）能够用他人提供的帮助来增加自己生存和繁殖的机会。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进化理论是性选择理论（sexual selection theory）。性选择理论认为，进化可以通过择偶优势的不断积累而得以发生，其中择偶优势是指个体拥有的一系列特征，它们能够让个体：（1）在与同性竞争时获得成功；（2）更加受到异性的青睐。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是亲代投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该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理论预测，阐述了性选择理论的两个主要成分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如果，一种性别成员对子女的投资越多，那么这种性别的个体在选择配偶时通常会更加挑剔。相反，投资较少的那种性别的个体在选择配偶时则不那么计较，但是和同性竞争者之间的冲突却往往更加激烈。

第四个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第四个理论基石（Axelrod & Hamilton, 1981; Trivers, 1971; Williams, 1966），它对很多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比如友谊、合作、帮助行为、利他行为和社会交换——提供了一种进化的解释。

第五个理论是亲子冲突理论（parent-children conflict），该理论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另一个理论基石（Trivers, 1974）。亲子冲突理论对家庭动力学进行了精确的预测。尽管我们通常把家庭冲突当作是家庭不和睦的征兆，但是亲子冲突理论认为，这样的冲突其实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非常普遍的。该理论解释了同胞之间为何存在竞争，还对继父母家庭中的虐待儿童现象给予了说明。另外，该理论还预测母亲和孩子在断奶的时机上存在着冲突。“亲子冲突理论预测，子女和父母在父母的婚外情上也存在着冲突，因为私通行为对父母的繁殖行为有利，但是子女却会因此蒙受损失”。

2.2 道德感的进化

进化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标准很可能以遗传相关度为基础。

大多数人都觉得谋杀、强奸、乱伦和虐待儿童等犯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道德观念呢？对道德观念的传统研究采用了“理性主义”的理论取向，即人们通过道德推理才得出了相应的道德观念（Haidt, 2001）。我们运用逻辑和理性，来权衡错与对、伤害和罪行、正义与公正等问题，然后才得出合乎道德的正确答案。但是最近，心理学家Jon Haidt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主张人类其实已经进化出了很多道德感（moral emotions），这些道德感可以自动地迅速产生对于各种事物的评价。只有在后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道德观点进行解释时，我们才会抓住推理这根救命稻草，从而让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都是来自于理性推理的结果。

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很多种道德感。比如说，人类已经进化了对乱伦行为的厌恶感（repulsion of incest）来防止近亲繁殖现象。当听到有人把他们家养的狗吃掉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很反感（disgust），这种情绪也许拥有进化上的意义，比如阻止我们摄入那些已经死去的、可能存在危险的肉类。变质的肉类和粪便可以激起相似的厌恶反应。

对欺骗者的愤怒（anger）很有可能是进化来惩罚那些违反社会契约规则的人的。这种愤怒情绪可以激起主体的复仇意愿，用于阻止其他人以后的欺骗行为。而且，复仇这种情绪可以给人带来快感。人们对欺骗行为和违反社会契约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可能是进化来执行某种监控功能的——即确保其他人会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职责。

困窘（embarrassment）这种情绪可能是进化来促进主体的绥靖和服从行为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我们面对地位较高的人时很容易产生窘迫感，但是在地位较低的人面前则很少有这种情绪反应（

 羞愧（shame）是一种与困窘相似的道德情绪，不过它比困窘的程度更深。羞愧感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未能达到某种道德标准，而且我们的失败行为已被他人所知晓，这时我们就会体验到羞愧。羞愧和困窘都会激起个体想要隐藏和退缩的愿望，减少自身的社会参与程度。如果个体表现出羞愧感，那么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对他发起的攻击和惩罚将会降到最低。这样，个体因违反道德规则所付出的代价就会大为减少。

内疚（guilt）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原型情绪。羞愧往往是由与地位等级有关的活动所产生的，而内疚则主要源于个体对群体关系的违背（Haitdt，出版中）。内疚这种情绪的进化意义可能在于，它可以让你向受害方传递这样的信息：你知道你给对方造成了伤害，你感到非常后悔和歉意。而且，内疚情绪还向对方表明，你愿意对对方受到的伤害给予补偿。正是由于内疚拥有这些功能，所以它才能保证那些非常重要的关系不至于破裂。

总之，道德情绪就好像“义务装置（commitment devices）”，它能够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去惩罚欺骗者，并且向他人表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联盟对象。每一种道德情绪似乎都适合于某一种特殊的行为。道德情绪所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尊重权威——限制自己的私人愿望，去服从处于支配地位的人，或者权力组织所制定的条例、规则和命令等。（2）渴望公正——合作和互惠行为拥有适应性的价值，而且，惩罚欺骗者主要是为了防止互惠关系的破裂。（3）关心的进化——奉献、同情，以及向同盟者、配偶和亲属提供帮助，都拥有重要的适应性价值。男女两性在道德情绪上存在着性别差异。比如说，进化心理学家Shelly Taylor发现，女性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更有可能是关心和帮助——保护和照料后代，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网络等（Taylor, Klein, Lewis, Gruenewald, Gurung, & Updegraff, 2000）。相反，男性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则更有可能是打斗或逃跑。所以，与其说道德情绪是个体通过严密的逻辑规则所得出的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还不如说它的产生是一个快速的、自动化的过程。

多水平选择理论：群选理论的复兴

如果群选择理论想要变得实际可行，那么它至少要满足下面这些条件：（1）群体内部的成员“高度享有共同的命运”；（2）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繁殖活动中的竞争较少；（3）差异繁殖和某些种群的灭绝必须不断地反复出现。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条件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多数物种的强大选择力量。

群体水平的适应器（比如，个体会为了群体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即便当群体中的成员并非他的亲属时也是如此）。

人类群体内部的相互竞争非常激烈，而且群体拥有很高的流动性，群体内的成员可以离开这个群体去加入另一个群体，或者和其他个体组成一个新的群体。另外，群体内的个体之间很少“高度享有共同的命运”。这些现象都是群选择理论必须克服的难题。

 3 进化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和其他的心理学分支不同，它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其实，它只是从时间的角度、一生发展的角度和个体发生的角度来考察每一种心理现象。发展心理学和其他传统的心理学分支不同，它的特点在于它的研究视角（时间维度），而不是它的研究内容。

在生命的各个不同阶段，我们人类面临着迥然不同的适应性问题。婴儿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择偶的问题。只有在择偶问题过去之后，个体才会面临抚养子女的问题。同样，只有在抚养子女的问题之后，个体才会面临抚养孙子的问题。

3.1 心理理论的机制

大概在三岁的时候，儿童发展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这种心理机制使得儿童能够推断周围其他人的信念（beliefs）和愿望（desires）。可能的情况是，通过他人的信念和愿望来预测他人的行为有助于人类在生命早期解决某些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问题，比如预测外来的敌意和攻击、赢得来自他人的帮助、平息父母之间的冲突、提高威胁的可信程度，以及和他人形成联盟等等。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女性直到青春期才能完全理解男性的某些特殊愿望和信念——比如说，有些男性在交往过程中“就想着性这件事儿”。主要因为它有助于远古女性解决一个特殊的社会适应性问题——防止过早的性行为。在远古环境中，过早的性行为会让女性不合时宜地怀上身孕，但是却没有一个男性愿意对她的子女进行投资。

我们之所以会发展出心理理论，主要在于它有助于我们预测他人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推断一个人的愿望和信念，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预测他的行为。但是，由于男女两性在愿望和信念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至少在性行为和择偶领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理理论机制没有反应出这些差异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由于男女两性在处理与异性有关的适应性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男女两性形成的异性心理理论不可能完全相同。另外，由于女性在青春期前后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不尽相同，所以如果女性的心理理论对这些重要的转变不够敏感，那同样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3.2 依恋和生活史策略

每个个体在生命早期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的事件也存在差异，所以尽管个体拥有相同的进化心理机制，但是早期的生活环境会引导个体采取相应的策略。个体选择哪一种策略则主要取决于他所处的早期环境。

儿童在生命早期是否面临父亲缺失这件事，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生殖策略。所以，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头5—7年中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那么他将会发展出这样的观念——父母的资源是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成年人的配偶关系不会持久。所以，这样的个体所形成的生殖策略主要表现为性早熟，初次性行为较早，而且频繁地更换恋爱对象。这种策略通常被设计来产生大量的后代，但是对每个后代的投资都很少。一般来说，采用这种策略的个体同时也拥有外向和冲动的人格特质。而且，他们通常认为其他人不够可靠，也很少拥有长期的朋友关系。别人在和他们短暂的暧昧关系中所获得的资源非常不稳定，而且很快就会被再次拿走。相反，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头5—7年中有父亲生活在身边，而且还得到了父亲的可靠投资，那么他在后来对其他人的看法上将会非常不同。他会认为别人是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和他人的关系也会更加持久。这些早期经验引导个体采取了一种长期择偶策略，主要表现为性成熟较晚，初次性行为较晚，追求安全的长期配偶关系，生育的子女较少，但是对子女的投资非常巨大。

所有主张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的理论（包括上面这个），最终都要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作为基础。

两个重要观点：首先，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取决于某些单个的维度或特质，而是表现为一组连贯的共变特征，其中既包括生理特性（比如初潮年龄较小），也包括对社会世界的心理模型（比如认为他人不可信赖），还有外显的行为（比如短暂的性关系）。 第二，早期经验所导致的个体差异，其实是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适应性结果。通过对社会环境进行评估，进化的心理机制能够从指令菜单中挑选出一种合适的策略。在一种情况下，个体获得繁殖成功的方法是提高自己的繁殖率（即产生更多的后代），但是其后代的存活率和繁殖率可能会随之降低。在另一种情况下，个体获得繁殖成功的方法是降低自己的繁殖率，并且对每个后代给予大量的投资，从而保证了后代的存活率和繁殖率。 

个体差异的形成其实是一种适应的结果，这些差异很可能反应了远古人类在抚养子女的环境上存在很大的可变性。Chisholm从生活史理论出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生活周期构成了进化的适应性策略。生活史理论的核心原理是精力分配。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个体必须作出合理的决策，将其资源分配给各个不同的适应性载体。另外，个体的繁殖行为由一系列的活动组成，比如生存、发育、择偶和抚育后代等。但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冲突，将精力分配给一个活动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活动的成败。所以，个体在分配精力时必须进行权衡。比如说，花在其他配偶身上的精力，就会影响你对子女在时间和资源上的投资。根据这个理论，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特定的决策规则，使得我们能够根据特定的环境特征把精力分配给各个组成部分。所以，策略就是“一整套在功能上整合了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机制，能让我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各个适应性组成部分进行权衡，然后最优化地分配精力”。

依恋心理就是一套进化形成的机制，用于执行相应的分配决策。远古环境中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食物的不可预测性、气候和天气的变化无常、疾病、寄生虫和捕食者，以及个体周围的同类（比如父母）——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Chisholm认为，父母的生殖策略（包括他们对子女投资的数量和质量）是孩子的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表示儿童体验到在早期经验中不断受到生存和发育的威胁，他们的父母不能或者不愿意在他们身上给予太多的投资。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的儿童通常对父母比较淡漠，他们的父母喜欢追求短期的择偶策略，而不是对他们给予大量的投资。所以，回避型依恋是儿童对父母不愿意给予投资的一种适应器。相反，焦虑／矛盾型依恋（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的儿童通常表现得很紧张、害怕和没有安全感，他们的母亲则往往表现出易怒、心不在焉、害怕、饥饿或筋疲力尽等情绪。所以，焦虑型依恋可能是儿童对父母不能给予投资的一种适应器。安全型依恋能够促进父母的高投资策略，回避型依恋能够促进低投资父母的偶然投资行为，而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儿童很容易成为一个“抚养助手”的角色，他们会留在家里帮助父母照顾其他的小孩。

女孩的初潮年龄太早确实和下面这些事实存在关联：父母的婚姻关系不和谐，对父亲较为抗拒，和异性约会的年龄更早等等。早期的依恋类型似乎能够促发个体在成年后所采取相应的择偶策略。

4 进化人格心理学

既然自然选择总是倾向于降低群体内部的基因差异——它会偏爱一些基因并且剔除另一些基因——那么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为什么又不断地发现人格倾向具有中等程度的可遗传性呢？

个体差异是由各种可遗传和不可遗传的因素所产生的。人格特征通常具有中等的可遗传性，一般是30％到50％。个体差异受到了环境因素的重大影响，一般从50％到70％不等。

4.1 选择不同的生态位或策略的专门化

从进化的观点来看，那些采取相同策略的个体之间的竞争应该最为激烈。所以，当选择某种生态位（niche）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时，与那些采用其他生态位的竞争者相比，这些个体的生存和繁殖活动将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自然选择塑造了相应的心理机制，促使一部分个体去寻求那些竞争不太激烈的生态位，因为这些生态位的平均收益可能更高。

如果大多数女性都去追求地位最高或者资源最多的男人，那么有的女性可能会避开这种竞争最为激烈的情况，而去向其他男性表露芳心，从而获得更大的繁殖成功。比如，在一个既有一夫多妻又有一夫一妻的择偶系统中，一个女人可以得到一个一夫一妻制男人的全部资源，这比只能享有一个一夫多妻制男人的一小部分资源要好得多。

个体使用某种生态位的能力，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源和人格特征。不妨考虑一下一个人的出生顺序。人类的进化历史中，长子和幼子很有可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适应性问题。长子采用的生态位通常都表现为强烈地认同父母和其他现存的权威人士。与此相反的是，幼子不大认同权威，而且倾向于推翻现有的秩序。出生顺序影响了生态位的专门化过程。幼子通常会发展出一种不同的人格特征，表现得更加叛逆、不大负责任，以及对新鲜体验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幼子通常是科学革命的强烈倡导者；而长子却常常竭力反对这些革命。

虽然个体差异的形成过程拥有某种适应性，但是这些差异并不一定以遗传差异为基础。这是因为，像出生顺序这样的非遗传性个体差异，也可以成为那些具有种属普遍性的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比如通过和家庭成员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某种策略生态位变得专门化。

4.2 遗传特性的适应性评估

个体在体格上的遗传差异就成了决策规则的输入信息，进而在攻击性和合作性上产生了稳定的个体差异。在这个例子当中，攻击倾向并不是直接遗传得来的，而是“反应性遗传”得来的。它是具有种属普遍性的自我评估和决策机制在接收到输入信息（即遗传的体格）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反应性遗传”（reactive heritability）这个词来描述某些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因为这些心理机制能够以遗传特性作为输入信息，进而引导有机体选择相应的策略方案。如果评估机制能够帮助个体挑选出明智的策略，那么自然选择将倾向于让这样的评估机制得以进化。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不仅要适应外部世界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比如父母投资的可靠性——而且还要与自身的评估机制相协调。

如果一个少年男性的外貌特征越具支配性，外形越有吸引力，那么他和女孩子进行“亲密接触”和发生性行为的经验也越多。假如说支配性和吸引力等面部特征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就能够推测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心理机制，该机制被设计来对自己面孔的支配性和吸引力进行评估：“如果在支配性和吸引力上得分很高，那么就采取短期择偶策略；如果得分很低，则采取长期择偶策略。睾丸激素既能让男性的面孔更具支配性，同时也能增加男性的性驱力。

个体在短期和长期的择偶策略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差异并不是直接遗传得来的。

4.3 基于频率的适应性策略

定向选择过程倾向于试探所有的遗传变异形式。较为成功的变异逐渐取代了那些不大成功的变异，从而产生了具有种属普遍性的适应器。

依赖频率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遗传变异能够同时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物性别。在有性生殖的物种当中，两性往往表现出各种依赖于频率的适应性共变模式。如果一种性别的数量比另一种要少，那么这种性别繁衍的成功机会就会更多。所以，如果父母所生育的后代属于数量较少的性别，那么自然选择将会对这样的父母更为有利。具有代表性的是，两性的数量比例总是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维系在一个大致相当的水平。依赖于频率的选择过程使得当一种策略的频率增加时，与群体中的其他策略相比，这种策略的收益将会降低。

精神病态（也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特质，比较突出的是不负责任和不可靠、自我中心主义、冲动、不能形成长久的关系、表面上很有吸引力，以及缺乏诸如爱、害羞、愧疚和同情等社会性情绪（Cleckley, 1982）。精神病态患者在社会交往中常常采取“欺骗”策略。精神病态在男性中较为常见，男性的比例大概是3％—4％，女性的比例要低于1％。

反社会型的策略能够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留存下来。随着欺骗者数量的增多，合作者所付出的平均代价也就增加了，所以人类必须进化出某种能够觉察欺骗者的心理机制，从而对那些采用欺骗策略的个体给予还击。因此，随着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数量的增多，欺骗策略所获得的收益也就减少了。不过，只要反社会型人格的出现频率不是太大，那它们就可以在主要由合作者所组成的群体中留存下来。

精神病态理论证据：首先，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反社会型人格具有中等的可遗传性。其次，有些反社会型的人倾向于追求短期的择偶策略，这可能是反社会基因增加或者得以留存下来的主要途径。与普通男性相比，反社会型的男性往往更加早熟，性伴侣较多，有更多的私生子，而且和妻子离婚的可能性也更大（Rowe, 1995）。可以预期，这种短期的、机会主义的择偶策略在人口流动性较高的群体中应该更为普遍，因为在这样的群体中采取短期的机会主义择偶策略所付出的声誉代价相对较小。

即可遗传的备选策略能够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留存下来。

总之，个体差异可能产生于早期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比如有父亲或者没有父亲），早期经验的差异将引导个体发展出不同的适应性策略。个体差异也可能来自成年期所处的不同环境，这种因素能够反复地激活某种特殊的机制。此外，个体差异还可能来自个体对不同生态位的选择，或者是通过频率选择过程所产生的。

5 进化临床心理学

进化机制所出现的问题往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当面临相应的适应性问题时，机制未能被激活（比如一个人看到蛇时不觉得害怕，也不知道逃走）；（2）机制在不应该激活的背景下却被激活了（比如对不合适的对象——如近亲——产生了性欲望）；（3）一种机制未能和其他机制相互协调（比如，对自身配偶价值进行评估的机制未能指导个体去追求合适的择偶对象）。

5.1 机制失败的原因

机制失败的三种类型：激活失败、背景失败和协调失败。其中，每一种失败的原因都有可能是遗传因素（比如偶然性的遗传变异或基因缺陷）或发展性损伤（比如脑损伤）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这两者共同引发的。

偶然的遗传变异能够导致机制失败。尽管自然选择倾向于产生具有种属普遍性的进化机制，但是在机制的表面特征中仍然存在某些遗传变异。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功能相同的眼睛、心脏和肺部，但是这些机制在结构和形式上还是存在某些遗传的个体差异（比如肺部的形状就存在微小的个体差异）。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异大多数都是中性的。不过也有少数的例外。很多变异在单独出现时并不会产生危害，但是当它们结合起来或同时出现时，则会导致机制出现功能障碍。有些研究者推测，某些精神分裂症可能就是由于比较少见的基因配对所造成的。

另一种变异来源是突变。尽管突变为自然选择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但是孤立的突变很少会增加机制的功能，反而更有可能带来危害，促使个体的机制出现失败。

5.2 从进化的视角看那些被错误地当做功能障碍的问题

尽管人类的许多行为和经历看起来似乎都是混乱的、适应不良的，或者给主体带来了困扰，但是它们并不是功能障碍。其中的原因在于，它们并不是因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未能发挥其本来的设计功能所导致的。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适应不良的行为，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所引起的。

第一，可非是由于远古环境和现代环境之间存在差别。非常漂亮的女性只是所有女性中的极少数，但是她们在主流媒体上的曝光频率却非常之高。这些情况引发了一种人为的效应：女性在将自己和当地的所有竞争者进行比较时，总是倾向于低估自身的配偶价值。接下来，女性之间的同性竞争不断升级，有的女性还会采用一些非常手段来增加她们的吸引力（Buss, 1996a）。在特别极端的例子中，女性可能会患上体型障碍、饮食障碍（比如厌食症和贪食症）或抑郁。

第二种原因可能来自于机制的“平均”功能所伴随的正常错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机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化，不是因为它们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发挥作用，而是因为它们在远古的环境中给我们祖先所带来的平均收益超过了平均代价。正因为自然选择是根据进化机制的“平均”效应来决定它们的去留，所以每一种正常运作的机制都有可能产生某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意味着功能障碍（Schlager, 1995）。比如，树后面本来没有任何危险的动物，但是你却觉察为有；对方明明对你没有任何性的愿望，你却认为对方有。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确实犯了错误，但是它们并不是功能障碍。因为平均而言，你觉察这些现象的阈限值比其他的阈限值为你带来的内含适应性更高。所以，正常的错误和真正的功能障碍是不同的。只要我们明确了各种适应性问题的具体内容，以及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我们就可以对正常的错误和真正的功能障碍进行区分。比如，远古男性在推测女性对他们的性愿望时，通常会出现以下两种结果：错误的积极推测（女性对他们没有兴趣但他们认为有）和错误的消极推测（女性对他们有兴趣但他们认为没有）。但是，后者给男性带来的损失却远远大于前者。所以，自然选择在男性身上塑造的推测机制所采用的实际阈限值，比最准确的理论阈限值要低得多。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会出现错误，其原因在于它们只能“在平均意义上”解决适应性问题，而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成功。

第三种常常被错误地看作功能障碍的问题，其实是心理机制的正常功能运作所带来的主观困扰。在我们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中，有许多机制所产生的结果都会给主体带来困扰（Buss, 2000b）。比如，在美国的年轻人当中，大约10％的人曾经有过抑郁体验。鉴于抑郁是如此普遍，而且它和悲伤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抑郁情绪大都是因为丧失了某些事物（比如钱财、配偶和声誉等）而产生的。尽管抑郁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主体感到灰心和失落，但是它也拥有一定的适应性功能。首先，抑郁有助于我们离开那些希望渺茫的事业，转而考虑其他的发展方向。其次，抑郁可以削减我们的“盲目”乐观，让我们更加客观地重估自己的目标。

焦虑也是如此。当我们面临危险时，我们的功能机制马上开始正常运作，从而产生了焦虑情绪。焦虑也会给主体带来困扰，但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想法、行为和生理状态，让我们全力应对眼前的问题。焦虑情绪让我们保持警觉，注意周围潜在的物理伤害和社会危害。不过，尽管这种情绪非常有用，但它所产生的压力反应却要让主体付出一定的代价（过度消耗卡路里，造成组织损伤等）。所以，焦虑情绪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现，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从进化的视角来看，这个答案非常明确：在100次潜在的危险情况中，1次死亡比99次的虚报警告所带来的损失要严重得多。

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可能是焦虑系统的一个功能成分，它能够保护主体免受外来的侵袭。引发惊恐反应的线索通常有：身处开阔空旷的空间，独自一人而且离家很远，或者身处曾经感到极度恐怖的地方。这些线索能够激发焦虑的进化功能，保护主体免受潜在的攻击。所以，惊恐是对特殊的危险情况产生的防御反应；对惊恐进行不恰当的调节可能会导致惊恐障碍。

第四种原因在于，心理机制的正常功能产生了不符合社会预期的行为。我们的部分进化机制所产生的结果，往往和社会规范相违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医学治疗对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基本上无能为力，临床心理学家之所以把它看作一种疾病，是因为患者通常很少理会那些用于维持互惠合作的社会规范。但是，患者表现出来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机制的正常功能——该机制被设计来促进远古祖先在特殊背景下的欺骗行为。比如，当欺骗者不想参与稳定的社会交换活动时，在他们的欺骗行为被识破并且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说离开此地去加入另一个新的群体）之前，他们可以通过不对等的社会交换活动而获得收益。患者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为和特质，很有可能是进化形成的欺骗机制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特质和行为包括：喜欢突然改变计划、富有吸引力、流动性很高、性乱交，以及爱用假姓名等等。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行为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繁殖利益带来了威胁。为什么对潜在的欺骗者如此敏感，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化了相应的心理机制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虐待和忽视儿童（包括杀婴行为）也是如此，它们可能是机制的正常功能所产生的消极行为，其目的在于减少对非亲属成员的投资。利益冲突激发了继父母虐待和忽视儿童的行为。

只有正确地理解了一个系统的设计特征，当这个系统出现问题时，我们才有更大的把握将它修好。发烧是为了帮助主体抵御感染，而咳嗽是为了帮助主体排出呼吸系统中的异物。但是，如果你通过药物来治疗发烧和咳嗽，那将有可能损伤整个系统。采用药物（比如百忧解[Prozac]）来治疗抑郁和焦虑，可能根本无法触及导致抑郁和焦虑的潜在原因。

 6 进化文化心理学

“文化”不能被看作为一种单独的因素，因为文化本身也必须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

进化心理学视角：首先，我们最好把群体内部的相似之处和群体之间的差异看作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这是因为，把这些差异变成一种独立的因果实体（即文化），会让那些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变得更加混乱。把这些现象归因于文化，无异于将它们归因于如下标签：上帝、意识、学习、社会化，甚至是进化。除非我们能够正确地阐述这些标签所包含的因果过程，否则，这些标签根本不可能为这些现象提供合理的因果解释。

6.1 唤起的文化

所有的进化机制都会对环境条件作出相应的反应，瞳孔、汗腺、性唤起和嫉妒等机制就是几个常见的例子。唤起的文化（evoked culture）是指那些因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群体差异现象。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比俄勒冈州的人晒得更黑，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州的日照水平存在差异。这样的“文化差异”其实只是由一种普遍的进化机制结合了群体之间的局部差异（作为机制的输入信息）所产生的。

不同的狩猎者—采集者群体所采用的合作型食物共享模式，是一个“唤起的文化”的具体例子。

激发食物共享行为的原因，在于这种食物来源的高度不稳定性。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食物共享行为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这个星期你把捕获的肉和你的朋友共同分享，那么下个星期当你狩猎失败时，你就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回馈式的收益。在食物来源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参与合作型食物共享的个体之所以能够得到收益，主要是因为每个人一次消耗的肉类是有限的，当他吃饱后，剩下的食物不会给他带来大量的收益。另一方面，在食物来源非常稳定的情况下，食物共享所带来的收益要低得多。由于采集类食物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程度，所以分享也就意味着勤奋的人要把食物分给懒惰的人。

环境条件的差异在每个群体中激活了不同的心理机制。而这些文化差异，正是唤起的文化的生动范例。

另一个唤起的文化的例子，来自于对是否看重外貌的文化差异的分析。由于寄生虫会影响人的外形，所以生活在寄生虫高发区的人们在挑选配偶时会更加看重对方的容貌。文化差异只是因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受到了不同的激活而产生的结果。寄生虫的流行程度和对容貌的重视程度之间的关系。寄生虫的流行程度可以很好地预测当地人对长期配偶的容貌的重视程度。

6.2 传播的文化

传播的文化是指各种表征和观念，它们起初至少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然后才通过观察和相互作用传递到了其他人的心智当中。比如，呼啦圈、时装风格的变化、对异族人的看法，以及慢慢传开的笑话，都是传播的文化的例子。这些现象表明，文化的“接收者”必须拥有专门化的推理机制，用于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重建出相应的表征。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专门化的推理机制对于解释传播的文化是必需的。由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所发出的信息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其实是有无数的观念在抢占我们有限的注意广度。文化的接收者所拥有的进化心理机制必须对这些观念进行筛选，仅仅挑选出一小部分信息用于心理重构。至于个体最终会选择哪些信息，并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构出相应的表征，则完全取决于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本身。所以，传播的文化和唤起的文化一样，都必须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

人们总是倾向于模仿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的着装风格，或者模仿自己很想加入的团体的着装模式。这些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的文化的常见例子。

故意散播流言是传播的文化的最好例子。要想理解一个流言，你必须探究传播者本人的动机和利益（比如诋毁竞争者，削弱对方的配偶价值）。

得出的结论：（1）“文化”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果实体，在解释能力上它根本无法和“生物学”相互竞争；（2）文化的多样性——即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是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它们本身不足以构成对文化现象的解释；（3）我们可以将文化现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唤起的文化和传播的文化），这样的划分对我们非常有用；（4）我们在对唤起的文化进行解释时，需要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心理机制，文化的多样性根本不可能发生；（5）传播的文化也必须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正是这些心理机制决定了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观念，对它们进行记忆编码，需要时从记忆中提取相应的信息，并且将它们传播给其他人。

艺术、小说、电影和音乐的进化

人们为什么要从事很多看起来与生存和繁殖没什么关系的活动？人们为什么愿意花费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创造并且消费艺术、文学、音乐和体育赛事？对于有的人而言，这些看似“琐碎的追求”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

进化心理学家使用方法解释：第一种方法通常被称作炫耀假设（display hypothesis）。根据炫耀假设，文化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它源于采取不同择偶策略的大量个体在繁殖活动中的竞争行为”。男性总是喜欢创造和演示艺术、音乐，以此向大量的女性传达他们的求爱讯号。男性可以通过文化夸耀行为来增加他们获得性接触的机会。炫耀假设可以对文化夸耀行为的几种常见现象进行解释。首先，它可以解释男女两性在文化产品的创造上存在的性别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大多数的文化背景下，男性创造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都比女性要多。根据这种观点，女性从文化夸耀行为中得到的收益特别少，因为增加短期性关系的机会并不是她们的目标。炫耀假设还可以解释文化夸耀行为的年龄分布情况。大部分艺术作品和音乐都是男性在青年时代创造出来的，而这个时间刚好是男性处于同性竞争最为激烈的阶段（见图13.4）。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他们要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抚育子女和孙子女，所以他们创造的迷人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少了。炫耀假设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总是与社会地位和资源联系在一起。除去所有琐碎而卑微的生活必需品之外，人们其实只是在一些昂贵而又无用的事物上找到了自己的尊贵和荣耀。炫耀假设似乎可以解释文化产品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特点。

对于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的其他现象，炫耀假设还不能加以解释。首先，炫耀假设无法解释这些文化产品的内容（content）。为什么人们觉得有些歌曲非常感人，而对另一些歌曲却无动于衷？为什么莎士比亚的戏剧总是让人如痴如醉，但其他一些剧作家的作品却让人感到单调乏味？为什么有的电影吸引了数百万名观众，但另一些电影却无人问津？好的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文化产品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特点，还要能够解释文化产品的内容。其次，炫耀假设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花费了多得不成比例的时间来独自享受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给他带来的快乐，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炫耀成分在里面。

文化产品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专门用于创造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的特殊适应器，而是因为我们拥有“能够从形状、颜色、声音、笑话、故事和神话传说中获得愉悦”的进化心理机制。比如说，一种被自然选择设计来寻找成熟果实的色觉机制，可以被那些具有类似色调模式的油画所激活，并且产生愉悦的体验。男性对于那些反应女性繁殖能力的线索有很强的心理偏好，而绘画、照片、电影和色情杂志则正是利用了这些心理偏好，它们推出的女性大都拥有这种心理偏好机制所青睐的女性特征。人造毒品可以“刺激”我们的愉悦中枢，同样地，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也可以“激活”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这样说来，我们并没有进化出专门用于创造艺术、音乐、文学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的特殊适应器。相反，人类只是已经知道了如何人为地激活那些现存心理机制的方法——那就是创造出大量的文化产品，而且这些文化产品包含有我们的心理机制最初被设计来进行加工的刺激信息。所以文化活动并不是适应器，而是非适应性的副产品。抽象艺术通常包含点、平行线、圆、正方形、螺旋，以及斑驳的色彩。这些元素刚好和视觉研究者提出的刺激信息非常相似——这对于理解人类必须驾驭的对象及其外观至关重要，所以才会带给我们愉悦。相反，我们之所以认为有的绘画和风景非常单调，其实是因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让我们觉察到这些景致中的资源非常稀少。简而言之，迷人的艺术作品通常拥有与资源丰富的环境非常相似的特征，所以才值得我们给予注意。

心理官能就是语言（比如歌词）、听觉场景的分析（我们必须分离出不同的声源，比如从嘈杂的森林中离析出动物的叫声）、充满感情的声音（比如我们在描述乐章时经常采用哀鸣、哭泣、呜咽、哀嚎以及欢快等作为比喻）、居所的选择（比如雷鸣、湍急的水流声、动物的低吼，以及其他声音可能反应了环境的安全程度）和运动控制（比如节奏；节奏是一种普遍的音乐成分，它和许多任务——比如跑和砍——的运动控制非常相似，同时也反应了个体的某些特征，比如急切、懒散和自信等）。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认为非常悦耳的音乐，应该包含有某些特定的人造刺激，而这些刺激和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被设计来加工的自然刺激非常相似。同样喜剧和悲剧中的言辞、情节结构和故事内容，都可以激发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从而带给我们愉悦的感觉。那些最为成功的小说和电影（比如《飘》和《泰坦尼克号》），往往都包含有同性竞争、配偶选择、浪漫的爱情，以及危及生命的天灾人祸。大部分作品都涉及到下面的某个主题：爱情、性、主角受到了人身威胁，或者主角的亲属受到了人身威胁。这样的例子包括“错误的嫉妒”（比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发现了爱人的不忠行为”（这是小说和电影最常见的主题之一）。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性和暴力一直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

人们之所以发明并且消费大量的文化产品（比如绘画、雕刻、小说和电影等），不是因为这些文化活动本身是适应器，而是由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能够人为地激活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尽管我们创造和消费文化的活动本身并不是适应器，但是在揭示人类的进化心理上，这些文化模式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亚于最详细而周密的心理学实验。

最终通过进化心理学形成走向统一的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