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绿海
自从读了蒋勋的《生活十讲》后便想做些摘录。这本书不是最深刻的，零星点面的讲了些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面临的种种问题，虽不深，却有光芒。我做些摘录，希望也能引起人的自省与思考。
今天又逢“武昌火车站砍头事件”的悲剧，便摘出一些关于伦理与价值的内容。网上的众多人对其杀伐鄙夷，其实这个杀人者胡某从来不是我们世界的闯入者，社会与我们也是他的制造者之一。像本书序言里讲，“文化往往不是呈现在上层的礼教中，却点点滴滴渗透在生活不知不觉的行为之中。”
做摘录的时候我有取舍，更有兴趣的可以读全本。书的内容是从生活里选取了十个侧面：价值、官学、伦理、信仰、物化、创造力、文学力、爱与情、情与欲、新食代，做了点点滴滴的思考。
新伦理
我们在看很多社会事件时，会从法律的角度，看到一个加害者，一个受害者。可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对于一件事情，除了法律观点之外，还会有道德、文化、宗教观点，任何一种观点的偏废，都是不好的。社会本来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只有法律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让人类的文明变好，只有道德或只有文化，一样是不可行。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将它们分开。没有文化的法律是粗糙的法律，是没有对人关怀的法律。法律是为了什么存在？是为了关心人，它的本质是“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再怎么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这是不得已。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重刑犯伏法，很庆幸地说，这个人十恶不赦，被判死刑活该，也觉得制定这样的法律会对犯罪有抑制的作用，但实际上，法律没有办法制止任何东西，这种报复性的法律就是没有文化的法律。
当众人在指责一个人的“恶”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恶意是在众人之中，而且众人的恶意是杀人的动力，大家都急于要把一个人判死刑、要他死，这是很恐怖的。但我们的媒体不会去检讨这样的东西，甚至去“伪善”，我觉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想，真正好的、有文化的规范，是内省的，不是向外指责。一味地向外指责时，他就没有能力去解读更多的东西，他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或是媒体煽动。
话说回来，民众很容易被煽动，也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受教育的过程中，或者打开电视广播媒体时，会发现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在煽动。男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看了多少媒体播放的色情片，让他的情欲只剩下雄性动物的原始本能？而在他情欲过剩时，他想到的发泄方式就是去强暴。那么在大众指责他时，是不是也要连带一起检讨媒体的部分？又譬如孩子成天在电玩游戏中打打杀杀，让他把暴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在一气之下动手杀人时，那些真正杀人的、为了赚钱、为了商业利益所设计出来一套一套的电玩游戏的人，也应该被检查、被声讨。
我觉得，很多新闻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大众，因为这些事件会层出不穷，在这个社会里一再发生，今天是在别人身上发生，谁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它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东西，我们都是受害者。
这时候光靠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更大的果报在后面等着我们，当人们没有内省能力，忙着指责别人时，他迟早会用不同的方式杀人，甚至法律也是在杀人。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并不是天生的，如果教育没有引带出个人的内省能力，最后却要求他自省，我们就是杀人凶手。就好像我们读到报纸上写，杀人凶手看到对方死掉还会微笑，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痛恨得要死；可是他在电玩游戏里，不就是如此，打到一个人死掉，他当然微笑，因为他可以得分、得到奖赏。
我们不可能不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全世界都是如此，因为里面有商业利益，有利益就会有人做，包括色情影片，包括暴力游戏，就是因此而广为流传。
如果我们用“因果”的概念来看这些问题，要改变“果”就要改变“因”，如果我们对于“因”无能为力，这个“果”也是理所当然。
我们需要对“因”的觉悟，当看到那么多那么可怕的灭门血案、强暴案、凶杀案时，不是事不关己看过就算，也不是捧着八卦杂志从中得到亢奋的快感；我常常觉得事件发生时，围观的群众本身都在帮助血案凶手，用残酷一点的话来说，好像要吸血才能活着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生活很单调很无聊，所以他把伤害事件当做一种刺激，没有任何反省与自觉。
我觉得那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残酷。
而背后巨大的因果是，什么样的人选出了什么样的民意代表，什么样的民意代表在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推动什么样的社会；个人与这个巨大的因果链或许难以抗衡，或许会有很深的无力感，但我们仍然愿意用一点点的演讲，一点点的书写，一点点的影响力，去对抗电视一打开看到的肢体冲突、粗俗咒骂，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因，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果报当中。
台湾人因为多次面临政治的更替、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被压迫的，所以在性格上有某些弱点，容易被煽动，因为容易被煽动，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因果，并且造成文化层次的断裂，而不同层次的人也很难互相沟通。这是回到人民本身素质的问题，但这个部分不是今天靠着两句口号，要提髙人民素质就提髙，还是要用大量的媒体去发生影响力。我曾经有一个很奇怪的愿望，就是希望进人媒体，感化媒体，却发现进去的人全部阵亡。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离开媒体，他说他爸爸很生气，因为儿子在那个媒体做事，让他觉得好骄傲。但他自己却痛苦不堪，因为他觉得每天要处理那些新闻，已经让他整个生命都扭曲了。
我从他的声音听到，他已经虚脱了。他每天辛苦采访，可是新闻播出来时，他自己看了都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跟他在学校学的新闻规则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还有感觉、有人性的学生，所以他在那样的地方会有冲突，但我想他如果不退下来，再做几年，他也就麻木了，甚至可能会开始认同。多少和我同年龄的朋友，在媒体工作，都已经是主管级了，他们就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电视台都在争收视率，他们没有做错。
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会更清楚，因为我们童年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时候不快乐。很多人说那是经济贫穷的年代，我认为是绝大的误解。我不觉得那时候“穷”，那时候有一个这么富足的大自然，在山上、在河里可以看到那么多种的生物，那时候的人有丰富的生命，也有丰富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