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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1848年间三次革命浪潮
这章介绍了继工业和法国大革命后、书中时代结束前波涛不断的革命浪潮，正应了本书标题——革命的年代。虽然是历史学家视角的概述，但每场革命每次争斗里的激情、希望、血腥、迷惘、分化和伤痛都几乎触手可及。真希望作者曾经写一部关于东亚和中国的历史。
在这个时期，亚非还没有发生大规模革命。亚洲的大型革命，印度叛乱（Indian Mutiny）和太平天国运动（Taiping Rebellion）都在1850年代。
这个时期西方世界的第一波浪潮发生在1820–4，限于地中海地区，包括西班牙（1820），那不勒斯（1820）和希腊（1821）。西班牙革命又复兴了拉美的解放运动。在此期间，西班牙控制下的拉美三大解放者，Bolivar, San Martin和O’Higgins，各自促成了南美很多地区的解放。1822年，西班牙拉美获得自由。
第二波浪潮发生于1829–34，影响了俄罗斯以西的全部欧洲地区和北美。它是西欧贵族统治让位于bourgeois权势的分野。在此后五十年，统治阶层变成了为贵族所接受的大资产阶级，包括银行业，大工业，有时也包括顶层公务员。自由主义（liberal）选举制度充当民主的拦路虎，投票必须得有一定资产和学历。美国则更进一步，杰克逊[1]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下，有财产的寡头们，虽然在此时的西欧是胜利者，败给被拓荒者、小农民和都市贫民选票选上台的无限政治民主制。
1830年很重要，无论从社会生活的哪个层面来看，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比如政治生活中的激进革新：在英法，劳动阶级（working-class）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力量，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兴起nationalist（不是很好翻，暂且叫做国家民族主义者，作者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运动。此外，在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urbanization），人类迁徙，意识形态等历史中，1830年也是重要的标志。
相应地，可以把1830年看成新社会在欧洲发展期间所遭遇的长达数十年危机的肇始。这场危机终结于1848年革命及其后在经济上的巨大跳跃（1851年）。1848年革命是这个危机的产物，也是第三波浪潮也是声势最大的一波，其中多场在主要国家的革命几乎同时发生：法、意、德国城邦、以及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和瑞士的大部。其普遍与同步接近于当时的反叛人士（insurrectionaries）所梦想的“世界革命”。
三种倾向
和法革不同的是，后拿破仑战争（下文中简称“拿战”）时期的这些和以后的革命都是经过筹备甚至计划。法革的一项强大遗产是有关政治剧烈变动的许多具有普遍性的模型和模式，可为不同地方的反叛所用。比如，1789年法革的模型是为不满提供一个具体对象，把动荡转变成革命，最重要的是，把全欧洲连起来，串成一场运动。
从1789-1797年间的法革经验衍生来的几个模型能对应上不同革命取向，包括：温和自由主义派（moderate liberal），包括中上层阶级和持自由派主张的贵族；激进民主派，包括中下层阶级，部分新晋制造业主，知识阶层（intellectuals）和心怀不满的士绅（gentry） ；还有社持会主义主张者，包括新出现的工人阶级，又称为出卖劳力的穷人（labouring poor）。几派的名字体现着这个时期各变革的国际性质。“自由主义”（liberal）源于法、西；“激进”（radical）源于英；“社会主义者”源于英、法；“保守主义”（conservative）源于法。
Liberal派的模型来自1789-91阶段的法革。目标是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有一个以财产为准入制，从而是寡头制的，议会体系。Radical派的灵感则来自1792–3年，其理想是民主共和国，而且偏向“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以及对有钱人带点敌意。Socialist派的灵感来自1794和热月政变后，尤其是以Babeuf为领军人物的平等派密谋（Conspiracy of the Equals）未遂政变。极端雅各宾派和早期共产主义（communist）起义标志着政治生活中现代共产主义传统的诞生。
这些反对运动的共同点是反对采用绝对君主制、教权和贵族制的旧制度，不过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共同之处了。1815-1848也见证了这个统一性的分化和消解。
复原期（Restoration period），1815-1830年
在这个旧制度复辟和巩固时期，明面上是反对者们一样的不满，暗下里是支持拿破仑那一套的人（Bonapartists）和支持共和的人，温和和激进者之间的分歧，不过主要注意力在明面上的不爽。此时除了英国，还没有具自我意识的劳动阶级的革命人士或持社会主义主张者参与政治生活。英国之外，虽有民众不满，但大多数还没不属于政治范畴，停留在正义合理之辩，比如抗议新社会带来的只有混乱和邪恶之类。对于理解很重要的是，当时的政治反对还是有钱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小团体的事。而当时教育发展得很快，但在绝对数量上，平民受良好教育还是件极其罕见的事。比如在1794年建立的左派堡垒École Polytechnique（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具体年份作者没有提供）只有三分之一学生来自小bourgeoisie家庭，大多数是低级军官和公务员。而来自所谓“大众阶层”的只有0.3%。
这时的革命人士的自我认同是社会小股精英，肩负进步解放的历史使命，为被蒙蔽或误导的大众谋福利。后者无疑会欢迎被解放，不过不能期待他们在筹备中扮演角色。在巴尔干以西，革命人士认为自己在和一个共同敌人，即以沙皇为旗帜人物的绝对君主们，因而革命是一体，一个欧洲现象，而非各国各自运动的集合。相应地，所有组织方式也差不多，甚至从属于同一个组织——反叛人士的秘密兄弟会（brotherhood）。
这种很讲究等级和仪式感的兄弟会组织基于共济会模型。在拿战后期蹿红，在1823年基本告终。它们间为促成各国同时革命的努力做过多少协调尚无定论，不过能确认的是它们一直在相互联系以筹划欧陆超级大密谋（super-conspiracy）。其中较强势的是意法等地的Carbonari（在意大利语里是烧炭工）。在西葡意，又有一种有一定效果的形式军事pronunciamento。和传统军事政变coup d'état不同的是，coup的组织和执行在暗中，而pronunciamiento是军官们先公开声明反对立场。组织者军官先放风，看看军官群体的反应。当然，在这个时期，放风是采用秘密兄弟会方式的。这种带有浓浓拉美风的搞法后来的确也成了伊比利亚半岛和拉美争政治中一道特色风景。
此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1821年的希腊起义，它具备有利的外交形势，在发动民众反叛方面做得也较其他运动更深入。当时希腊在激发国际间亲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情绪方面类似1930年代的西班牙共和国，得到了很多国际援助和外国战士，比如大概最为广为人知的拜伦和海明威。
1830年转折
之前的运动的显著缺陷之一在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而到了1830年，局势全然一变。当时尖锐而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加上不断加速的变化，产生了两个结果。
一是民众大量参与的1789模型再次成为可能。在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的社会条件是政治危机碰上经济衰退引起的民众动荡。在战斗中巴黎竖起了比以前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路障，以至于路障（barricade）[2]成了反叛的标志之一。有意思的是，路障在巴黎革命史中可以追溯到至少1588年，且在1789那次没起到重要作用——大概因为那次巴黎人一直处于攻势。第二个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卖劳力的穷人们，即那些建起路障的人，愈发认同随之新兴的工业无产者。这样，无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开始出现。
图1. 七月革命中的路障。来自维基。
相应地，不同国家地区的运动的分别。从大处来看，欧洲以莱茵河为界分成两块。东边有神圣同盟坐镇固守反革命（reaction）。在西边，温和自由派主导英法比利时（法七月革命后推举了另一个国王，不过采用popular sovereignty原则），但在反自由派的教会力量比较强的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完全得胜，在进退间波动，不过神圣同盟已经管不着他们了。这样，各国在革命运动上的进度、诉求和热情等方面出现了明显差别。在西边，英比中止了运动节奏，而西葡瑞士转向国内斗争。这些差异是各国不同的社会条件的体现。
此外，另一个分野是革命力量中moderate和radical的分野。在西部诸国，随着bourgeois主导政权的建立，温和自由派开始远离反对力量，参与治理。在七月革命中，在借助竖起路障的激进派的努力获取权力之后，他们立即背叛激进派。民主共和，提都别提。此外，自由派有在激动和保守间反复的趋势，因而会出现把热情投入改革和压迫激进派的倾向。在革命没有成功的地区，二者的分离出于对失败的反思和对胜利前景的分析。温和派寄望于说服可说服的政权进行改革，以及新的自由派国家的外交支持。可说服的政权很少，外交支持后来也被证明为不现实。激进派则被法国无力像大革命时期一样承担理论中的领导地位而倍感挫败。这种失望情绪，加上1830年代兴起的nationalism，以及各国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着不同的革命前景，打碎了此前复原期流行的统一国际阵线的情绪。
大势还是没有变的。新雅各宾派的法国和激进派也许能干预治理（interventionist）的英国仍然很重要。有些小变化，比如Carbonarist那套跨国系列兄弟会变成了各国各自的密谋组织，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比如青年意大利/德国/波兰啥的。这个去中心化趋势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顺势之举，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看又不然，在1848年的第三波浪潮里，法国仍然是各运动的爆发热情的来源，而法国不情愿担起解放者的角色，最终导致搁浅。
劳动阶层的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
在激进派中，也因另一个重要问题有所区分，即有是否准备好为获取权力发动群众，从而付出社会革命的代价。中产阶级的激进派，包括不满的商人，知识阶层，以及其他反对温和自由派政权的人们根据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分开。
除了美国（很多民众已经由杰克逊民主发动起来了），这在当时各地是一个越来越燃（inflammatory）的问题。穷人，尤其是城市里的穷人，的不满愈发明显。相应地，美国在1830年代成为欧洲穷人梦想中的国家，因为“那里没有国王”。
随着城市不满情绪兴起的是一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在双元革命发源地英法较明显。在英国，这种运动在1830年左右开始出现，而且采取了非常成熟的民众运动形式，发动那些把自由派看成潜在的叛徒、把资本家看成必然的敌人的贫苦劳工。其中成就最大的人民宪章运动（People’s Charter）规模甚众，在1839–42年达到顶峰，在1848年之前都一直维持巨大影响。
相对而言，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合作社运动弱得多。这些运动主要在1829–34年兴起，招募劳动阶级的武装，试图建立全国性质的大联合（general unions，不知道怎么翻才好……），甚至建立一个欧文式（Owenite）的普遍合作社经济，不带资本主义者玩。1832改革法案（the Reform Act of 1832，关于选举系统的变革）后，失望情绪使大批劳工运参与者寄望于合作社运动。然而他们没能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领导层，加上雇主和官员有系统的攻击，这类运动结束于1834–6年间。失败后，社会主义支持者们转向宣传和教育工作。因而人民宪章运动，虽然意识形态上没有那么先进，但政治上更成熟。然而还是不够成熟，它失败于领导层政治能力的不足，各地和各派系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法协调组织全国范围的活动。——组织管理协调真的很重要的说！
在法国，劳动阶级运动在1830–48年间仍是传统的城市手艺技能行业的手工艺人和熟练工（journeymen）。 此外，新兴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比如圣西门傅里叶等分支，对政治兴趣不大，不过他们，尤其是傅里叶主义者（Fourierists），在1848年革命爆发中发挥了核心领导和民众动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国强大的雅各宾主义和巴贝夫主义（Babouvism，来自之前那个平等派密谋）传统。在1830年后，其中一部分成为共产主义者。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领导人物Blanqui，他的老师Buonarotti参加过平等派密谋，还写过相关回忆录《为平等密谋》。历史真是生生不息，延绵不断。
Blanqui主义的理论贡献不大，而在政治策略和组织上继承了密谋兄弟会和雅各宾式中央化，但将其改造以适用于无产者。它的最重要遗产大概在于为现代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赋予了坚定信念，即目标就是获取政治权力然后建起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这个说法就是Blanqui主义者创造的。
总结一下，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成熟，即使在工业化程度高的英国比利时等，也没有到让治理者睡不好觉的程度。另一方面，乡村人口在鼓励革命或者对抗统治者方面也不怎么给力。
其他地区
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莱茵河东边，情况不很一样。劳动阶级较少，下层民众主体是农民和农奴，而且经常和地主和城镇居民不是一个民族的，比如在匈牙利是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波兰东部是乌克兰人。而地主里最穷最不能放弃自己收入来源的，常常又是要求民族国家独立最激进的。对于这些由不满的士绅和知识阶层组成的激进派，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联合农民，而在于能否做到。虽然农民在政治上主动性相对较低，但当历史进展到1840年代时，他们也不能忍了。1846年的Galicia[3]的农奴起义是法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反叛。
这些地方的激进派可以分成两类：民主派和极左派。民主派认为有必要废除农奴制，但寄望于贵族主动接受补偿放弃封建权利，并形成一个有民族国家性质的农民阶层。极左派则怀疑贵族和中产阶级带领新的民族国家独立和现代化的能力。他们对新社会的期许带有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色彩，不过比起空想那一支，他们同时具有政治革命和社会批评人士两重身份。除了波兰，这股支流影响较弱，并且因为由学生和不满士绅等构成的主体不能很好地动员农民而逐渐式微。
总体来说，当时欧洲这些欠发达地区的激进派没能有效解决他们的问题，部分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不愿及时对农民让步，部分认为农民在政治上不够成熟。
还是有共同基础
讨论完由地区具体条件、民族国家和阶级等带来的差异，1830-1848年间的运动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首先他们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密谋者的少数人的俱乐部。这一点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教育和传播条件，以及民众动员传统。除英美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长期民众动员传统。在当时，一份报纸的典型发行量大概在5000左右，而在人民宪章主义报纸Northern Star能达到6万。另外，除了立宪制国家，比如法国比利时，动员民众经常是非法的，因此也限制了筹划组织的规模和人员来源。
第二个共同点在于在程序、战略和战术上仍共享来自1789法革经验的同一套模式，而且带有强烈的跨国团结意识。这一点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人士的流亡。在他们的两大聚集地，先是巴黎后是维也纳，他们碰头、组织、争论、撕逼、熟络、相互谴责，不论怎样，他们彼此认识。比如1831-71年间，欧洲各处的解放起义和战争中全都有来自波兰的军事专家团队的参与。不论是否相处融洽，他们的理想和命运相同，一起筹划等待后来的1848年多场革命——一起失败。
First published on Jun 17,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