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年间，一支日本使团千里迢迢的来到中国。离船登岸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紫禁城，朝觐明代宗，述说来意。让岛国如此兴师动众的原因，竟然是一只小小的青瓷茶碗。

这只茶碗的来头不小，它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向四方衍射的物证，也是培养出日本瓷文化最高审美境界的一个参照。根据日本儒学家伊藤东涯所撰写的《马蝗绊茶瓯记》记载，日本安元初年，也就是南宋淳熙二年，日本平氏家族的“灯笼大臣”平重盛在浙江向杭州育王山寺捐赠黄金。作为回礼，佛照禅师以龙泉窑青瓷茶碗赠之。从此这只茶碗便东渡日本，演绎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青瓷传奇。

自从日本在七世纪进行了大化革新运动，积极向中国学习以来，来自中国的艺术珍品便在日本备受珍视，地位很高。龙泉窑青瓷碗在日本并非茶具，而是用来供奉菩萨，或在日本上层社会中盛行的“唐物鉴赏”活动中作为展示之用。在鉴赏会上，客人只可远观主人展示的青瓷，怀抱着崇敬之心，玩味文物中的韵味美感。佛照禅师赠送的那只青瓷茶碗，送回日本后便被奉为至宝，辗转流传在掌权者们中间。

三百年后，茶碗落入到室町幕府的大将军足利义政手中。此时正是日本唐物鉴赏之风最剧烈的时代，足利义政却发现传世的茶碗上出现了一道迂曲的裂痕，围着碗底蔓延了一周，再延伸到碗沿处。国宝受损，足利将军的烦燥心情可想而知。他马上派船队将茶碗送回中国，希望能够换回同样一只青如碧玉茶碗。

当使者在明代宗的朝堂上捧出那只龙泉青瓷碗时，周围的朝臣们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情调与韵味。它代表着一个已然逝去的审美时代。在青花、斗彩、釉里红争奇斗艳的明朝，这种单纯、娴静、幽深的釉色并不常见。简单的颜色看似平淡无奇，但它静如冰、淡如水、温如玉的色泽，又仿佛蕴藉着无限美感，足可融化人心。即使碗上那条裂痕，也像是一汪碧水中的一道涟漪，将观者带入到宋代素雅清逸的唯美境界。

然而，景泰年间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复制出这样的青色。三百年里风云变幻。蒙古人铁蹄南下，使中原大地首次易主于草原民族。有着尚白传统的新当政者更替了瓷器的底色，举国烧起了白瓷。到了明代，凶猛的商业大潮为瓷业带来了西域的青料，尚俗的审美情趣则正式开启了活泼绚丽的青花时代。此时龙泉窑并未完全断烧，可是市场的抛离、时不我予的境遇，令窑场的规模与技艺均已不复当年，无法再烧出如此内韵生动的青瓷。

得知无法再获得同样精美的青瓷，足利义政无奈之下，只好命使者在中国寻找最好的工匠，将碗补好送回。由于补碗的锔钉形状类似蚂蝗，此碗在日本便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做“蚂蝗绊”。而送走了这只蚂蝗绊的明王朝，也将一种纯净温润的美送回到记忆里，留下一丝愧意与遗憾。

若想一睹南宋龙泉窑青瓷的真容。只能再向前回溯三百年，来到江南两浙东路的瓯江江畔，在一片翠竹掩映下座落着龙泉窑场。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悠久的青瓷传统，培育出这个宋代的“江南名窑”。它承接了唐代越窑的青瓷烧造技术，吸收了北宋青瓷的审美内涵，将宋代含蓄中和的审美风味融汇到瓷器的釉色之中。五代徐演称赞龙泉青瓷：“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似冰、似玉、似云、似水，用手工的火土技艺将诗中的意象变为现实。

粉青和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新添出的两种颜色。粉青像温婉的仕女，釉色青绿之中显粉嫩。肌肤的光泽介于丝绢与羊脂玉的质感之间，看久了，釉层深处便会隐隐泛出一道红晕。梅子青如懵懂的少年，青涩、葱翠，蕴藉着生命初始的纯净与希望。釉层丰润净透，仿若青梅流酸，涌动无限生机。

在技艺与审美上都集古之大成的龙泉瓷，绝想不到自己竟成为青瓷的绝响。数百年后，在璀璨的青花五彩之间，龙泉瓷只剩下一声久远的叹息。那只“蚂蝗绊”回到日本之后，恰逢崇尚包容与静弱的禅宗茶道盛行。日本的禅道精神，在青瓷茶碗的超然釉色中品味到了共通之处，使它以残弱之姿依旧备受荣宠，至今仍敬奉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中。

而中国的青瓷经过千年的演化，走过汉代的古朴、魏晋的装饰、唐代的瑰丽，终于在宋代修炼出毫无烟火气的宁静中和。儒家的诚敬自存、道家的法天贵真、禅宗的无欲无心，都在这平淡的青色中施与了滋润。就像苏轼讲文章之美：“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到了清代，喜爱青瓷的雍正帝为了模拟宋瓷风韵，曾下令重开宋窑，投入巨大的国力钻研釉法，仿制青瓷。但是，获得的仿品只被人们评为形似而神异，有珠玉在前。可见技术上再怎样天衣无缝，也奈何不了时代气息的流逝。

时移世易，无论文明的步伐转向何处，古雅的青色仍须占有一席之地，有资格成为中华文化气质的一部分，助我们抵挡智慧与审美的迷失，或在瓷上，或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