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萧红，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萧军、端木蕻良和鲁迅，前两个人是萧红的两任丈夫，鲁迅则是萧红的文学导师。相较于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代表作，人们似乎更津津乐道于她与两任丈夫的爱恨纠葛，就像对才女林徽因的诸多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以她的情感经历为线索，而鲜有提及她的文学成就。
萧红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情是显而易见的，鲁迅曾评价她为“用才气进行写作”，如果不是因为英年早逝，或许她留下的作品不会这样少，人们对她的关注也不会这样浅。或许也正因为她的英年早逝，人们提及萧红总是忍不住为她坎坷的人生而叹息，为她的弱女子形象而过多苛责萧军和端木蕻良。
事实上，真实的萧红并非人们印象当中如黛玉般的柔弱女子，也不是文学史课本中宣扬的反抗封建家庭的新女性。诚如平石淑子所说，“萧红是一个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既有善行，也会犯错的人物”。
纵观萧红一生，萧军、端木蕻良加上王恩甲在她生命的不同阶段出现，也将她的一生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男性的出现、离开，犹如台上戏子，接连登场，共同将一曲唱罢，勾勒出一位民国才女的传奇人生。
王恩甲——走向独立的契机
王恩甲是萧红父亲张庭举为女儿选的夫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促成的未婚夫。王恩甲家世好，仪表堂堂，念过书，有文化，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与之结婚都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这件婚事是由父亲张庭举促成，且在一个非常时期向萧红提出来，最终导致萧红摔门而出。
张庭举虽是萧红生父，但他脾气暴躁，重男轻女，凡事唯我独尊，典型的封建家长做派，加之萧红母亲死后，他的续弦时不时地离间父女之间的感情，致使萧红与他之间情分日渐淡薄。而后，萧红小学毕业后，向父亲提出上中学遭到父亲强烈反对。
在张庭举看来，女孩读了几年书，会识字算数足矣，没有必要继续念书，女孩的毕生事业即是找一位可靠夫君，衣食无忧地生活即可。
张庭举向女儿指明一条休学嫁人的路，并选定好王恩甲为女儿的未婚夫，而萧红则以不能升学便出家当修女威胁父亲，张庭举为了家族脸面只能答应。但好景不长，最疼爱萧红的祖父去世，没有了祖父的庇护，张庭举想进一步把控女儿，倔强的萧红选择离家出走，追随表兄去了北京。
在此时看来，萧红似乎很符合后来的评论者对她的评价——以离家出走的方式反抗父权，反抗包办婚姻，并将其定性为“反封建”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若真是如此，那萧红后来的行为根本说不通。
萧红到了北京不久，王恩甲造访，萧红与他一同离开北京，在哈尔滨的一所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每日，王恩甲去学校读书，萧红则在家里料理家务，俨然一个小妇人，并有了身孕。
看似一片祥和的平凡生活图景，因资金问题陷入窘境，没有收入的二人已赊欠旅馆四百多元，王恩甲又突然消失，音讯全无，独留下萧红一人被扣押在旅馆里。
如此看来，萧红离家出走是事实，但并非由于父亲订下的婚事，而更多的是源于家庭对她个性的压制。
萧红是个倔强而生性追求自由的人，想做什么总会大胆去做，而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会不会有危险，她似乎从不考虑太多，是个单纯而简单的人。父亲在她想要继续读书时以婚事来压制她，在祖父死后，又想进一步控制她，最后将她逼出了家门。
事实上，萧红并非不满意这桩婚事，否则之后她也不会和王恩甲频繁往来，与他同居并生子。她所厌恶的是父亲以独断、专制的形式将婚姻强加在她身上，是“形式”有问题，而非“内容”。
古人做事讲求天时地利人和，或许张庭举换一个时间、换一种方式，心平气和地再与女儿谈论婚事，萧红可能不会成为萧红，而是父亲的乖女儿张廼莹。
萧军——走上创作之路
被扣押在旅馆的萧红无计可施，只能将自己的窘况写成信寄给《国际协报》，盼望能有人将她救出。
《国际协报》的编辑裴馨园看到信后，携同萧军、方未艾等人一同去旅馆看望落魄的萧红，奈何赊欠房款太多，萧军等人也束手无策，后来恰逢哈尔滨发洪水，萧军这才趁机将萧红救出，二人也因此生情，走到了一起。
萧军是继王恩甲之后，萧红所依靠的另一个肩膀。如果说王恩甲的出现是给了萧红一个脱离封建家庭的契机，那么萧军则是将萧红导向文学之路的引路人。
因为萧军的关系，萧红结识了很多年轻的左翼作家，她通过萧军认识的这些人，大多与她之前的朋友属于完全不同的阶层，或者拥有各种不同的经历，她的世界变得开阔起来。
萧军当时还在坚持创作，萧红便在一旁帮他誊写书稿，萧军作品中的主题、写法对萧红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二人共同编辑成册的第一本小说集《跋涉》中，萧红很多文章的片段都与萧军作品的某些篇章相似，可见萧军的创作思想对萧红的影响。
或许，萧军称得上是萧红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如果没有遇到萧军，或许也就不会有驰名文坛的萧红。
正因为如此，萧军有很强的的自负，他一直认为是自己支持着萧红的生活和创作，想要将萧红始终置于“被保护者”的地位，以保护之名对她进行支配。
在家庭分工上，他将家务活全部交给萧红，他则出去找事做。那时的他们可谓是“贫贱夫妻”，却没有“百事哀”，虽然常常吃不饱饭，有时甚至饿的没有力气起床，两人依然能够相互扶持，因生活中的点点插曲而开怀。
但随着萧红精神世界的日益丰满，她不再甘心于作丈夫庇护下羸弱可怜的“安琪儿”。
二人因各自的代表作《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的出版而一跃成为文坛的知名人士，生活也由贫困、漂泊而逐渐稳定，但安定下来之后，两人的差异却不断凸显出来。
不论是生活习惯，还是创作主题、精神世界，二人逐渐建立起了隔阂。在这种情况下，萧红选择东渡日本。
萧红去日本的原因，一是国内局势动荡，去异国寻找一个安宁之所进行创作；二是学习日语，日本的出版业发达，可读到一些世界文学作品。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导火索，即是二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缝。
似乎彼此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最终萧红和萧军商定，一个去日本，一个去青岛。
萧红在日本的生活一直靠萧军接济，在她写给萧军的信中，很多是催促萧军寄钱过来，萧军的收入有限，自己也要生活，但每次都是尽力筹钱寄给萧红。
后来因鲁迅先生逝世，萧红在日本仅待了半年左右就回到国内。1938年，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萧军骨子里的热血驱使他拿起枪杆，而萧红竭力劝他继续做一位作家，用笔来战斗，但此时的萧军“已经失却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心情了”。
两人曾经共同的基础崩溃了，彼此的眼神里望着的是不同的方向，只能转身，分道扬镳。
萧红走向了端木蕻良，于1940年结伴飞往香港，因体质虚弱，病情恶化，在香港仅仅生活了两年便香消玉殒了。
萧红一生的历程，象征了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女性觉醒和探索的过程。因父亲定下一门旧式的封建婚姻，萧红为了反抗父亲而离家出走，这一行为模式走的是五四新女性们的老路。
在五四时期，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男性启蒙者的误导，广大的知识女性毅然从父门出走，迈入了夫门，却猛然发现，她们不过是从一个牢笼换到了另一个牢笼，只是进入的方式和传统女性不一样罢了。
自诩为新女性、娜拉的她们以反抗的形式、以所谓自己的意愿进入夫门，而传统女性则是安安稳稳地嫁入夫门，结果是一样的，那么新女性的她们反抗的过程有什么意义呢？
正源于这样的思考，五四女作家庐隐才写下一篇又一篇思考女性婚后出路的文章，可是她未能找到办法。
冰心以夫唱妇随、夫妻和睦作为女性的出路，但这样的生活太过奢侈，能有几人像她一样出身名门，嫁得良婿，恩恩爱爱地过一生呢？至少萧红不是。
萧红的悲剧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婚姻生活上的痛苦，而这些痛苦佐证了萧红始终未能迈出五四女性反抗的怪圈——她们反抗的对象错了，不是反抗父权，而应反抗男权，五四女性包括萧红在内始终未意识到在她们自己的思想当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封建旧习根深蒂固。
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萧红一生一直主动依附于男性。
在她的观念当中，男性可以带给她安全感，在他们的臂膀所圈出的温暖区域里，她可以安心地待下去。
但矛盾的是，萧红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安分的人，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先锋的人，在面对压制她个性的父权时，她敢于反抗，在与昔日恋人道不同时，她敢于不相为谋，但是在她转身之后，她寻求的从不是个人的奋斗与生存之法，而是另一个男人打造的温暖港湾，她似乎更甘心做男人背后的小女人。
在序言中，平石淑子写道：“萧红这种先锋的性格，使她终生未能从苦难与考验中解脱出来。”她的先锋性格，或许正源于只有一面的先锋，才使她遭受着那么多的苦难，这是时代的缺陷，也是萧红自身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