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文化核心典籍，《圣经》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始终与基督教在华传播进程深度耦合。自唐代景教东渐至近现代规模化传播，基督教在华历经“登陆—中断—复兴—转型”四阶段，《圣经》文化影响呈现“古代微弱、现代深广”特征，其作为全球发行量居首的跨文化典籍，最终促成中西文明独特交融景观。本文结合史料与实证，梳理《圣经》在华渗透路径及文化价值。
一、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四阶段发展历程
基督教在华传播与中国政治格局、文化语境紧密关联，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元史·释老传》等权威史料，可划分为以下四阶段：
1. 唐代景教：首次入华与本土化实践（7-9世纪）
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传教士阿罗本携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入华后称“景教”，源自聂斯托利派，公元5世纪后独立发展并吸纳波斯文化元素）抵长安。为适配唐代文化，景教借佛道术语阐释教义（如“上帝”译“天尊”），融合本土礼仪（寺院建制效仿佛寺），获唐太宗支持，武则天时期达“法流十道”规模。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运动中，景教受波及衰落，仅西域留存少量痕迹，现存敦煌文书P.3847号《景教三威蒙度赞》为当时译本残卷。
2. 宋元也里可温教：多元政权下的短暂复兴（13-14世纪）
元代推行宗教包容政策，基督教（含聂斯托利派、天主教方济各会）称“也里可温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传教士孟高维诺抵元大都，将《新约》片段译为蒙汉文并为皇室施洗，但受众仅限宫廷贵族与西域侨民，未形成系统汉文译本。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覆灭后，明朝“海禁”与儒家主导的文化策略使也里可温教绝迹，《圣经》传播中断。
3. 明末清初天主教：学术传教与礼仪之争（16-18世纪）
16世纪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以“学术传教”为策略（如参与翻译《几何原本》），提出“合儒补儒”主张，允许信徒保留祭祖、敬孔礼仪。崇祯末年（1640年前后），受洗信徒达1.5-2万人（含望教者共3-5万人）；康熙年间，信徒峰值约3-4万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礼仪之争”爆发，罗马教廷禁止信徒践行传统礼仪，与清廷冲突。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限制传教；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禁教令，乾隆朝延续，除少数留京传教士外，其余均被驱逐，《圣经》仅通过秘密渠道流传。
4. 近现代基督教：条约体系下的传播与本土化转型（19世纪至今）
1840年前，传教士已在通商口岸布局：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1859年扩建为博济医院，系中国首所教会医院）；道光十九年（1839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受马礼逊教育会委托，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中国首所西式学堂，1841年迁香港）。
1840年后，不平等条约解除传教限制，基督教构建“教堂+学校+医院”网络。1922年，教会学校达4094所（含简易学堂）；1925年，因北洋政府教育部《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规范注册，部分不合格简易学堂停办合并，总数调整为3700余所。
1919年4月，“和合本”《圣经》官话版（以北方官话为蓝本的白话文版）出版；1922年，深文理版（文言文版）出版（发行量不足官话版1/10）。该官话版1920年代先在华北、华东通商口岸流通，1930年代随铁路普及与印刷量增加覆盖全国，成为中国首部全国流通的白话文宗教典籍，1949年前发行量超百万册。
1950年7月，“三自爱国运动”启动，《圣经》传播逐步自主化（1950-1965年以教会内部手抄本流通为主，1966-1976年流通基本中断）；1980年，基督教全国两会恢复《圣经》出版，实现翻译、出版自主化。截至2020年，其出版的汉文《圣经》超8500万册，含历史版本总发行量超1亿册。
二、《圣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表层渗透到深度融合
（一）古代影响：依附性传播下的微弱印记
唐代至明末，《圣经》影响呈“碎片化、依附性”特征：受众局限于西域移民、宫廷及少数士大夫，未触及汉族民间；教义阐释依赖佛道术语，文化独立性弱；受政治变动（“灭佛”、改朝换代、禁教）影响，传播多次中断，仅留存碑刻、文书等零星文物，未形成持续影响。
（二）现代影响：系统传教下的多维渗透
1. 语言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实践载体
19世纪末，传教士开展方言《圣经》翻译（如苏慧廉创“瓯音拼音文字”译温州话《新约》）。1919年“和合本”《圣经》官话版，受当时汉语神学词汇限制，部分译法与现代语境有差异（如希伯来语“raqia”译为“空气”，现代译本多作“穹苍”），但仍确立现代汉语部分基础句式，引入“洗礼”等通用词汇，启发鲁迅、冰心创作，周作人评其“属优秀白话文范本”，胡适视其为“白话文运动重要典范”。
2. 全球传播：发行量居首的跨文化典籍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与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统计，《圣经》全球累计发行量50-70亿册，年均销量约3000万册，被译为超3000种语言。汉语语境中，“和合本”印刷量近2亿册，是全球华人使用最广泛的版本。
3. 教育领域：现代教育的拓荒与奠基
1922年，教会学校在校生超20万人，突破科举制度局限，引入自然科学与人文课程（如圣约翰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教会创办贝满女中、金陵女子大学等，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1925年，教会女校在校生达5.8万人，培养赵连芳、费孝通等人才，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奠基。
4. 医疗领域：现代公共医疗的引入与实践
1937年，全国教会医院达300余所、诊所600余个，首次引入外科手术、传染病隔离制度。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教会流动医疗队诊治超10万人次；传教士马雅各二世（James Laidlaw Maxwell Jr.）1925年在福建漳州创办漳浦麻风病院，推进麻风病防治；英国传教士邰慕廉在贵州石门坎设麻风病互助小组（伯格理提供少量资金支持），组织30-50名患者集体耕作；1911年1月东北鼠疫中后期，教会医疗力量受清政府及伍连德团队邀请，协助疫区消毒、卫生普及及疑似病例排查（未参与临床救治），为中国早期公共卫生体系提供辅助支持。需注意的是，传教士医疗事工初期服务于传教，后期逐步剥离宗教使命，转向纯医学服务。
5. 伦理与文化符号：价值补充与表达拓展
婚姻伦理上，现代婚礼“无论贫富、健康或疾病”誓词源自《圣经》，补充儒家家族伦理；慈善领域，教会突破“由亲及疏”模式，1920年华北旱灾开展跨区域赈灾，1938年设难民收容所，开创现代公益“无差别救助”理念。文化符号上，“和平鸽衔橄榄枝”“彩虹”“融合莲花、祥云的十字架”等融入中国公共表达，成为和平、环保、民族团结的象征。
三、结语：文明对话视域下的影响再审视
基督教在华千年传播史，是《圣经》与中国文化“陌生邂逅—深度互动”的过程。古代受文化隔阂与政治变动影响，《圣经》影响微弱；近现代借助语言、教育、医疗、文化符号等载体，深度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这种影响并非单向输入，而是经中国本土筛选与改造（如景教本土化、“和合本”语言调整），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多元组成部分，既印证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特质，也为当代文明对话提供“尊重差异、寻求共鸣”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