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款印在书画鉴真上的作用

近年来，在“文物回流”的大潮中，陆续有一些著录不载，传承不清的古代书画在国内艺术品市场亮相，而且动辄就是书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名家的“巨作”。像那件拍卖前被盗，后又失而复得的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及近期现身的米芾十米绢本长卷《离骚经》都在藏界引起轰动。在拍卖市场业界的一片赞誉声中，也有声音对回流的这几件宋代巨迹的真伪提出质疑。其中对这些千年巨迹著录何以不载以及能够提示传承环节的题跋、款印的缺失则是质疑的焦点之一。

书画题跋、款印是附丽于中国书画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分题签、引首、作者印章、观款、跋语、鉴藏者观赏印等。而著录则是古人对书画存世情况及递藏经过所作的文字著述。一件历史悠久的书画名品往往著录清楚，款印累累。题跋、款印已成了古书画上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出现这种现象与中国书画悠久的收藏历史和特有的文化氛围有关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中国嘉德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五二。四零一八，四七二二。徐女士！在中国，作为文化气息很浓的书画收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书画能流传至今，全赖历代收藏者的精心收存，否则早已毁灭不彰。而古人对于收藏，多喜在书画藏品上题词、钤印，以表明自己对古书画作品的认知和拥有。有时为了夸示炫耀，还会邀请一些当世之名贤过目，题写跋语，钤盖鉴赏印章。许多收藏家还把编撰书画过眼著录作为收藏鉴赏的最高境界，看成是做学问的一种成果，因此，各种书画著录书层出不穷。在这些书画著述中，所有曾经存世过的古代书画名品无不被网罗其中。同时在中国古代，社会动荡战乱纷繁，“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社会民众“富不过三代”，难得有百年不败之家。书画作为社会推崇的文化财富，常常会随着主人的沉浮而转手易主。每换一次新主人，都有可能增添一些款印，增加几条著录。久而久之，这些与书画有关的著述，题跋、款印就成了藏品递藏的见证，并与书画本身融为一体，成为体现名人书画的真实性、珍贵性的最有力佐证。旧时古玩界就极为看重题跋、款印，称之为“帮手”。业内有“一行题跋一炷香，一枚印章一颗钉”之说，题跋藏印越多，真实性越强，价值就越高。反之，则很难有人眷顾。特别是那些历经千年的宋元古书画，著录和题跋更是鉴别真伪的重要证据。一件宋元人的书画，如果没有同时代人及明清时藏家的收藏、过眼者的题款、钤印，又不见之于任何著录，基本就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就像有人对那件朱熹的《赠门人诗册》所质疑的那样，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何等显赫人物，一代理学宗师，千百年来古代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圣贤，拥有他的书迹又是何等值得炫耀的事情。可他的这本大字诗册，宋元明清八百年间竟会秘不示人，无一人品题？册后仅有的题词竟是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时人。而其所述：“前题‘残不堪’，‘故截去……’”又是那样不合情理，苍白无力。因此，此诗册即便经当代鉴赏巨擘题为朱熹真迹也难以使人信服。今天的古书画收藏，是历史递藏的延续，既要取信于今，还要经得起后代的检验。如果缺乏递藏链，凭空冒出一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名品巨迹，其可信性是很差的。像那件应该有千年历史的米芾绢本《离骚经》，不仅同样“不见诸文字记载”，可辨识的收藏印鉴也仅仅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清朝人。这样，就无论那些对它赞誉有加的专家再怎样舌底生花，说得天花乱坠，也难消人们心中的疑窦。

正是由于题跋、款印在书画鉴定中的“帮手”作用，现时这些传承不清楚，又急于要进入市场的古书画，不约而同地转向去求当代的书画鉴赏名家为之题签，借专家之名气“保驾护航”，获得“市场准入”。一时间，艺术品市场大量充斥这种标有名家题签“×××真迹”的书画藏品，专家题签风气已风靡整个市场。说实在的，现在有些名人、专家这几年给书画的题签也确实太多太滥，个中缘由局外之人不好妄加猜测。但有些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自古以来，书画鉴定就不单单是眼力学，同时还是一门考据学。历史上除了类似敦煌莫高窟那样的洞藏或名山古刹的庙藏，世间绝无沉淀在一个家族的千年秘藏之物。那么这些按理已流传了上千年的古书画，既无著录记载，又没有传承递藏证据，在没有对藏品的纸、绢、墨给予科学鉴定的前提下，凭什么仅过过眼就武断地一语定乾坤，而且是“×××真迹无疑”呢？文物方面的专家 ，往往都是辛勤耕耘一生，方成大家。作为专家自身也应珍惜社会对专家的尊崇和信任，切莫为了眼前一点微薄小利或一时的情面难却，而将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百年之内易见真，递藏有据最可信”，作为书画递藏见证的书画著录、题跋、款印在鉴定书画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艺术品市场交易中，书画鉴定专家的一个结论，往往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经济利益。那种在鉴定中置书画著录、题跋、款印的缺失于不顾，仅凭个人感觉就将一些来源不清的藏品定为“真迹”的做法是草率的，不严谨的。不利于维护参与交易的收藏者的权益，也不利于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