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并未死去,它甚至不曾过去。

                                                     ——威廉·福克纳

从《傲慢与偏见》、《赎罪》、《安娜·卡列尼娜》到《黑镜》第三季，再到《至暗时刻》，乔·赖特执导的电影总是散发着浓郁的古典气息，他擅长对人物和时代的细腻刻画，探讨人物与时代、人物表象与内心、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暗藏潜流。相比那些寄望通过数字技术、叙事结构的破与立建筑自己个人风格的先锋导演而言，他显得更保守、传统，更乐意通过镜头浇灌人物，耐心等待其自发力量落地生根。

影片《至暗时刻》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讲述了二战初期欧洲沦陷在即，鸽派首相张伯伦下台，鹰派强硬人物丘吉尔临危受命，作为欧洲仅存力量的英国，是选择负隅顽抗与德国血拼到底还是与虎谋皮，求得一时苟安？面对鹰派和鸽派的极端分裂与法西斯闪电般的挥师挺进，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命运都压在了丘吉尔的肩上，而此刻，英军全部兵力正被围困在法国小岛敦刻尔克上，面临被全歼的险境，对于英国，对于欧洲，对于世界而言，这是一个至暗时刻。

电影以时间为线索将一系列紧张时刻清晰地串联在一起，这也成为营造紧张叙事氛围的重要因素。在时间主轴上带出的是英国内部张伯伦下台，丘吉尔受命，内阁会议，全国演讲，党派分裂与英国外部德军步步紧逼，比利时沦陷，法国即将被占领，这两条叙事线索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要架构。而在小范围的时间表述上，保守党派内阁成员哈利·法克斯以24小时为时间限度，要挟丘吉尔与德国和谈，否则将辞职卸任；出任首相的丘吉尔在首次面向全国进行广播的最后一分钟，仍在紧张不安地修改演讲稿；英国政府需要在2天之内想尽办法将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岛上的30万英军全部撤回本土等等诸如此类的时间切片，在主轴外营造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情节小高潮，使得影片节奏鲜明，故事抓人。

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大场面的摇臂长镜头，带出了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内阁会议上群情激奋，猛烈抨击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段落。摄影机以俯拍起笔，尔后下降，拉远带到全景，再逐渐推近，聚焦到正在进行猛烈攻讦的议员身上，整个段落一气呵成。电影以内阁会议逼迫张伯伦下台起拍，以丘吉尔成功说服内阁落拍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循环。�

影片中有几组十分经典的镜头语言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起到极大的补足作用。

1.

发表完全国性演讲回到唐宁街官邸的途中，丘吉尔一个人乘坐逼仄局促的电梯在完全黑暗的画面中孤独上升，极简的构图和极富象征意味的剪辑，将人物的孤独、惶惑、压迫，以及时局的混乱、晦冥、衰朽以极具视觉冲击的形式加以表述：这是一个孤独的伟大人物，他似乎是这个黑暗时代里唯一的光明，正在摇摇晃晃地向上升起。

电影大量运用了类似的封闭空间构图，强化人物与环境脱离的，极端孤独的、无助的内心体验。欧洲各国渐次陷落，法国投降在即，国王对自己的不信任，内阁和谈呼声蜩螗，30万军队被尽数围困在敦刻尔克，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丘吉尔在百般无奈下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寻求援助遭到无情拒绝。

导演巧妙地运用了厕所狭小的空间又一次完成了人物的心理表述。

事实上在前述段落中，同样出现了丘吉尔在厕所的镜头，只不过彼时的他初任首相，尚且斗志昂扬，信心满满。于是在画面上呈现出的是另一番风貌：光线更加充足，人物在前景中所占比例更大，空间的局促感被弱化甚至消除，人物对空间的把握显得更强。

在一段丘吉尔从专机上俯视陆地上撤退的难民的镜头中，一位小男孩儿在地面仰视空中掠过的飞机，用手在眼前框出了一个闭塞的空间。在这组不对称的双向对视中，丘吉尔再一次成为被围困住的审视对象。

再比如鸽派的哈利·法克斯以辞职相逼，勒令丘吉尔在24小时内答应与德国进行和谈，面对极端悬殊的敌我力量，生死未卜的30万士兵，和两党的强烈反对，向来强势的丘吉尔也开始动摇、怀疑自己的主张。法克斯离去后关上的门又一次构成了压抑的闭合空间，我们透过门上的小窗口，看到丘吉尔第一次展示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

诸如此类的镜头运用不一而足，在此不一一赘述，完美的几何构图形成了十分鲜明的个人风格，使观众在精神和视觉上都获得极其强烈的情感牵动。

2.

除了对几何构图的完美运用，赖特对人物和环境的把握同样十分精准。急速拉升的镜头，前景人物被迅速地压缩、削弱，最后以点状形式消融在庞大的环境中，环境对人压倒性的吞噬，以及个人在巨大空间中不成比例的无限缩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失衡感，将某一时刻的心理要素进行视觉重构，形成感官倒错的镜头语法，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人物内心的脆弱和无力，感受到人物对时代、对空间、对环境、对命运的难以把握。

3.

当然，在镜头调度中，对光线的运用同样是重要的一环。丘吉尔接任首相的第一天，觐见国王乔治六世，丘吉尔经过长长的，光影斑驳的走廊，向国王走去，对于一对互不信任的君臣来说，这段镜头表述对于他们此刻的内心状态再恰切不过。于丘吉尔而言，是否能于危难之际挽大厦于将倾不得而知。君臣之间的问候显得拘谨生疏，两人之间始终隔着耀眼的光束，仿佛一层不可触摸却始终不容忽视的隔膜。

在第二次会面中，两人分坐两端，一人向光，一人背光，中间横亘着从窗外射进的光束。

到影片后半段，国王终于与丘吉尔冰释，于生死存亡之际选择坚定支持首相抵抗法西斯，乔治六世与丘吉尔并肩而坐，突破了安全距离，两人首次并置于同一光源下，人物关系就此发生转变。

作为一部二战人物传记片，许多关注奥斯卡奖的影迷想必会想起一部同类型的电影《国王的演讲》，该片一举夺得了第83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奖，影片的主人公恰恰就是电影《至暗时刻》中的国王乔治六世。两部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惊人地相似，都侧重表达历史性人物不完美、脆弱的一面以及最终克服弱点完成历史交付的伟大使命。由于珠玉在前，不得不说在叙事层面以及对人物的深挖上并未给予我太大惊喜，尤其是在二战过去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回忆战争、解构战争，并通过不同的历史切面重新阐释战争的影片层出不穷。本片和一同入围的《华盛顿邮报》一样，正统得近乎无聊。它精准地把握到了类型片所应该具备的节奏、强拍、弱拍，在需要煽情的段落中下足功夫，在需要克制的地方保持冷静、理智。它太过完美地完成了类型片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因此显得毫无惊喜和个性可言。

当然，对历史的回溯，对伟大人物不厌其烦的翻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一条更清晰的线索。历史不仅仅只是过去的余烬，正如福克纳所言，“过去并未死去,它甚至不曾过去。”

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卸任首相一职，撰写了长达六卷的《二战回忆录》，并凭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套书也成为了解二战历史的重要资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收藏一套。

题外话，在看到丘吉尔搭乘地铁听取民意的片段时，莫名想起了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列宁一章中译者（舒昌善）题记的一段话：

“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乘坐在里面的人物犹如强大的炸药；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热爱我所爱的伟大人物。

没有什么人是伟大的，

我得记住这个。

                   ——约翰·贝里曼《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