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上完最后一个星期的课，马上订机票在12月14日返回了我出生并长大的小城。我回到奄奄一息的父亲身边，轻声对他说：“爸，这一次我不走了。”

2007年12月15日

这里零下三四度，我穿着一层一层的衣服，肿得像只熊，走在外面时，仍然觉得冷。我哈着白白的气，像所有铜川人一样，把手插兜里，缩着脖子走路。

我每天从家里走路去医院，只有25分钟。铜川的出租车3块钱起价，便宜得不可思议。但我更喜欢走路，不然，天天呆在医院里的我没有丝毫活动的机会。

生活变得出奇地简单，每天都呆在爸爸的病床前，紧紧盯着点滴的瓶子，当他费力吐出一口痰的时候，用卫生纸接住痰，为爸爸擦擦嘴。爸爸想喝水的时候，我把插着一根吸管的杯子递到他嘴边，看着他象个婴儿一样小口小口地喝水。

他肝区总是疼痛，他总是右侧躺着，这样压迫着肝区，他没那么疼。已经一个多月了，他用一模一样的动作躺在床上，右大腿上生了直径十厘米的一片褥疮，那疮流着淡黄的水，医生要求我们每隔几个小时用药水涂在疮上。我每次用棉签涂那块疮时，都看着爸爸疼得脸上扭成奇怪的形状，我知道他很疼，但我却一点帮不了他。

我和妈妈轮流地看着针，轮流去吃饭。最让我欣慰的是老太太的精神头出奇地好，她说她每天都吃得很好，一定要睡好！她这样对我说，从前她舍不得吃十多块钱一碗的优质羊肉泡馍，现在她经常吃。“不然，我顶不住怎么办？”她说。

我说：“妈，我回来了，你可以休息休息。”

哥哥在我到铜川的那一天离开了，他离开这些天，朱小米总在生病，他妈妈晚上总也睡不好，她一个人照顾不来。哥看爸的情况稳定些了，加之我又回去了，他决定先回广州，如果有情况再跑回来。

12月14日下午，我和哥同时呆在咸阳机场，但我们见不到面：我的飞机四点钟降落，他的飞机五点钟起飞。我们兄妹俩被爸爸的病牵着，在天空中跑来跑去，已经好几个来回了。这一次，我留下来，再也不折腾了，不知道，哥还要再跑几趟。

妈妈说，哥离开病房前一分钟，假装在看报纸，其实他在哭。妈说：“自打他小时候，我就再也没见他哭过。”我可以想见那样的疼痛，一个星期前我所经历的生离死别的场境，又一模一样地落在哥哥身上。他下次回来时，还能见到睁着眼睛的爸爸吗？

打了一个多月的点滴，爸爸的血管已经很硬很脆，每天早上护士来为他扎针时，看着护士一次次地扎着他松驰的皮肤却怎么也扎不进去，我心里很疼.....我把脸别过去不敢看。他的两只手全被扎青了，两只手臂也扎青了，之后是扎脚，现在脚上也扎不进去了，今天开始扎小腿。当爸爸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一处可以扎针的地方时，是不是就是结束的那一天？

以前我看过很多非洲饥民的照片，看着他们一根骨头挑着的腿，我总觉得很恐怖，现在，爸爸的腿就是饥民的腿：一大根腿骨下是松垮垮的皮。胸膛下是一根根清晰的肋骨。生命就是这样枯萎的么？我小时候那个可以提着我的脚跟把我倒着拎起来的强壮的爸爸到哪里去了？

针快打完的时候，我就会按床头的呼叫器。远远的走廊就会响着“38床呼叫！”的干巴巴的语音。每天我都听着此起彼伏的呼叫声“22床呼叫”“16床呼叫”“41床呼叫”。我想护士们早已被这没完没了的呼叫声磨钝了耳朵，她们总是隔很长时间才不紧不慢地过来，面无表情地再插上新的瓶子，或者拨掉针头。

很久以后，当我再回忆起呆在医院的这些日子，我首先想起的应当就是那个没有颜色的女声的声音，丁冬之后就是“38床呼叫！38床呼叫！”

那天，我去护士站要一包棉签，那里暂时没有人，我看到侧挂在墙上的一块小白板，上面写着病人的情况，在病危那一栏里，我看到了四个数字“5，38，41，42”。我的心抖地一紧，那四个数字就代表着四个将要去了的生命，而第二个数字就是爸爸。

全国优秀教师的爸爸，一生中桃李满天下的爸爸在这所医院里失去了姓名和所有的外延，他只缩成了一个数字，38床。41床和42床就在我们隔壁，那里刚刚出去了一位死者，没想到马上又住进了两个新的病危者。我路过那间病房时，透过那条透明的玻璃，看到那两张床上的病人以及他们正在挂着的输液瓶，这两个不认识的人，让我突然心痛了一下，因为，他们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和爸爸一样，就要去了。

斜对门的16床和爸爸是一样的病，肝癌晚期，可他只有36岁。妈妈说：“那个小伙子漂亮得像电影演员。他的婚姻总是不顺，结了又离了好几次。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心情总是不好，最后得了肝癌。现在是他的父母在照顾他。”

我很疑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经的几个妻子一个也不来看他。我很难想象白发苍苍的老父母照顾正当年却是绝症的儿子，会是怎样的痛苦？！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已经住院几个月了，他对杜冷丁的依赖已经到了每两个来小时要打一针，但医院的规定最高每四个小时才给打一次。

那个下午，我听到一个男人绝望的哭声，妈妈说：“是不是又死人了？”这个医院里每隔几天就会传来哭声，大家就知道，又是一个人去了。我和妈妈走出病房，找哭声的来源，没想到是16号病房那个漂亮的小伙子。他背对着我们，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正在号陶大哭。妈妈说：“因为他太疼了，又不给他打针。”我站在门外，看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哭得浑身颤抖，我突然变得全身冰冷。

我黯然地走回来，坐在爸爸床边，我真怕这一天也会轮到爸爸，现在他还是每隔五六个小时打一针，到了两三个小时就需要止疼的时候，那怎么办？

2007年12月17日

总有源源不断的人来看望爸爸，他的病惊动了全校，从校长到食堂的厨师，一拨一拨地人来看望他。所有人都说，爸爸是个大好人，老实了一辈子，最后没想到还要受这个苦。

每天，我和妈妈就负责接待潮水一样的探病者。他们拎着花篮，提着水果，大箱的牛奶，营养品......但这些对于几十天粒米不能进的父亲有什么用呢？他们站在病床边低着头俯瞰着昏睡中一头乱蓬蓬白发的爸爸，就像在举行着遗体告别仪式。他们不习惯小声说话，看完爸爸后就开始咨询妈妈各种种样情况，妈妈就要把说了一百遍的话再说一遍。妈妈嘴巴上干着一层皮，我看着她一次次地应酬着这些人，总是心疼她。

但那些人问完情况了总也不走，他们于是开始聊天，不知怎么就说起了他们总也不到位的应当提高的工资，说着自己什么时候退休，一个个地聊着自己的孩子，从来不敢得罪人的妈妈只好陪着他们聊。

房间里太多的人，空气极其污浊，最多那一次，加上爸爸，小小的病房里一共塞了14个人。好几拨人撞到一起，他们彼此寒喧问候着，大声说着话。一个即将死去人的病床前突然变成了一个难得一聚人们的社交场合，他们俯瞰完爸爸后就开始了彼此的聊天。

那一刻，病人本身并不重要了，一个垂死的人变成了一件被扔在一边的破衣服，没有人再多看一眼，他们满面红光地说着自己的事情，疲惫的妈妈还要在一边陪着说话，陪着笑。

爸爸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可怕，他大口地喘着气，他呼吸时像拉着破破的风箱。妈妈小心翼翼地说：“要不然，你们去忙吧？”他们竟然根本听不懂，每个人都说，“不忙不忙，我们一点也不忙。”于是，又开始继续说这该死的说涨总是不涨和工资，说自己的孩子。如果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是我，如果我清醒地听着这一切，我一定会非常非常难受。

我实在受不了了，那天，我对那两个呆了两个小时还不肯走的夫妇说：“对不起，叔叔阿姨，我爸很不舒服，他很虚弱，他很怕声音，谢谢你们来看他。现在你们请回吧。”

他们很尴尬，最终表情讪讪地走了。

妈妈马上对我说：“不许你这样对别人说话！在这个小地方，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是好意，你不能这样赶人走。”

我想冲妈妈喊：“我是为了我爸的生命考虑！”但我不能喊，我知道妈妈已经疲惫得快要崩溃，我只是背过身去，不说话。

病房的门是不关的，每天任何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完全无法控制来探病的人数和停留的时间。妈妈不许我赶他们走，大部分时间，他们呆的时间一长，我就冲他们黑着脸，我希望他们终于能明白快要死去的爸爸现在需要的不是鲜花，牛奶和营养品，他需要的绝对的安静。

爸爸的病还惊动到了在西安和和南京生活的他从前的同事。那些人在这些学校里呆了十多年后，有本事的全部都调走了，只有老实巴交的父亲从21岁来到煤沟沟铜川，一呆就是五十年。在西安的一批5个人那天下午开着车来到病房，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在西安是政府里的高官，他们专程来看望爸爸对于学校里知情的人来说，也是不小的震动。

他们多年不见父亲，这一见就是在弥留之际。其中几个人和父亲当年是至交，他们看着瘦成一把骨头的父亲，落泪了。离走时，他们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好好养病，下次我们再来。”那时，父亲的眼圈红了，他挥挥手，不看他们。

远在南京的老丁也被惊动了，他已经73岁了，他让二儿子陪着他坐火车从南京到西安，再飞奔到铜川，那一天是12月7号，父亲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第二天。

当年，爸爸的老哥们老丁和爸爸总在开玩笑，但这一次见面时，爸爸连说话力气都没有，他没法说出“丁老兄，你家什么都好，连你家臭虫都是双眼皮的。”这样的俏皮话了。老丁守在他床头，我看着他眼圈一次次地红了。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临走时，他本来还很想说一些轻松的话，就像当年一样，但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一拨一拨的人来了又走了，我很珍视中间这短暂的宁静，仿佛退潮后的沙滩，一片洁白，只有点滴瓶里的液体无声地流淌。我坐在爸爸床头，拉着他的手，紧紧地盯着他，我想记住父亲最后的样子，我想永远记住拉着父亲手的感觉，但他粗糙的手总是冰凉的。

窗外有三棵高到六层楼的法国梧桐，它们的叶子全部枯黄，但奇怪的是，叶子并不掉，一直倔强地呆在枝头。一树一树老弱的枯黄叶子，在风中沙沙地响着。每天透过窗户，我总看到这幅场景，它们真像此时的父亲，生命即将终结，但就是不掉落，一直停在那里，顽强又是微弱地停在那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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