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安

  我简单介绍一下王培友：

  据说他是老板的好朋友，也是高中同学，他们都是巴中人。在一个大哥的带领下来成都打天下。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总的来讲运气都不错。几年后，老板兴办了厂，做医用辅材。当时入门门槛并不高，扯杆大旗就能当山大王，不像现在，做这行都成寡头了。

    王培友专做其它材料销售，建立了销售公司，光业务员就有三十多个，也代理我们公司的产品。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老板需要票，王培友就给他开了一百多万。那时候，一百多万对一家小公司来说是个大数据了；那时很多公司都那样干，不像现在，你一旦开了公司，就插翅难逃。当然了，不知税务部门怎么就知道了。王培友背着锅去了西安，成都没法待了，到了西安，卸下锅改换门庭做装修去了。老板觉得，他的办公室那么大，不如留间办公室招聘几个人销售一下产品也是可以的。毕竟大家都是患难与共过的兄弟嘛。

    王培友就这样附带着做医疗辅材，毕竟以前还是做这行的，但感觉他只是在白帮忙而已。

    王培友现在装修业务越来越多，根本没精力做医用辅料，他觉得也没什么利润。那时候，医疗辅料的利润并不高，因为入门门槛低，有点钱的人都往里钻。

    老板决定，干脆在西安设个点。七月份就派同事周永恩驻西安了。业绩没什么起色，而且人员也是个大问题。所以，这次派我们来活动市场，主要工作是带新人。对于我这些出差人员来讲，由于业绩规西安，我们每天还有一百多的出差补助——这也是同事们都喜欢出差的原因。那时一百多不少了，还可以见见世面。

    永恩是个诚实的人，待人客气礼貌，斯文。他跟王培友相处也挺好，不过老板不希望他们走的太近，毕竟生意很重要嘛。

    “修，你来的太及时了！”在西安火车站刚一见面，永恩来了一个熊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我怕坚持不住了，昨天听说你们要来，我激动的一宿没睡……跑市场、业绩全靠我，一个星期走了三个业务员，老板把我给骂一通。西安不比成都，在成都做销售要容易很多（其实也不容易）……到了我办公室你就知道了，咱这地就十多个平方，还要堆货……这些业务员看到这样寒酸，没有归属感。”

    我们来到了办事处（当时还不算分公司）。

    永恩的尴尬不用他描述，他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一台传真机、三台电话以及促狭的四张办公桌椅就是办事处的所有财产。堆满了货。坐最里面的员工要想进去，外面的人必须要站起来挪动椅子。值得一提的是，那三个业务员脸上的菜色就能使人觉得是荒山野岭拔来的葱：他们来错地方了。

    在餐馆吃完饭回办事处的路上，永恩又拉着我说，“修，你知道吗？我在这边过得太痛苦了。本以为老板给我一个地方来做山大王，我可以大干一番，可是要啥啥没有，从成都带来的老朋友也走光了。老板就会说，‘业绩上去了，什么都好办。’问题是，现在什么都不办好，业绩怎么上？

    “那几个新招的业务员你也看到了，像装门面一样。”

    “老板知道了会抓狂，”我说，“他们装不了门面，你好歹把它们都放了吧。”

    “得有人呀，没留下人他更抓狂。”

    “不是长久之计。”我不知永恩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还是开始官僚了。

    “是的，”永恩一筹莫展，说道：“不如回成都。”

    “那怎么可以？”我说，“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们谈了一些工作计划的事情。

    “跟你说个事，”永恩回头看了一眼同我一道来的三个同事，见他们说说笑笑，然后侧脸凑近，对我说，“王培友最近很反感老板。”

    “怎么了？”我惊讶道，“他们不是穿开裆裤的兄弟吗？”

  “那天，王培友看了一下帐，余额有十多万，都是货款——他现在装修业务要缺点钱，想跟老板借六万来周转一下。”

    “老板怎么说？”

    “怎么说？”永恩冷笑一声，“反正王培友那天发了脾气，‘特么的！前年要不是给你开票，老子也不来这个鬼地方，兄弟？锤子（四川骂人方言）。’没过两天老板就跟我说你们要来，叫我们精诚合作。”

    “噢，”我好像明白了一些，“我知道了。”

    “王培友换了新办公室了。过几天就要搬公司。他说，‘老死不相往来！’前几天他还说，‘要不是你是老刘（老板）的人，我就拉你跟我一起干。现在要是拉你来，老刘不到处坏我品格才怪。’他建议我跟老板说，把办公室全部租下来。”

    “这样不就好了？”

    “你觉得呢？他那么抠门儿，我这几天到处找便宜办公室。”

    “也不一定。”

    闲扯了一会，快到公司了。

    “我没想道她会来。”永恩吞了一口干唾沫，好似喉头打了一个结，说道，“她又不是你部门的。”

    “谁？”

    “辉霞。”

      ……

  永恩是老资历的员工了，在成都时就与我相处很好。他业绩不错，虽然没有跟他搭档过，人品还是可以的。他不像其它人一样喜欢摆谱装孤傲，甚至觉得他有些懦弱。以前，在公司的老员工里能和我说说话的也就两个人，另一个是苏文彩。只是苏文彩很难相处，也挤不出一些轻松的话来，而且思想比较消极，只谈挣钱的事情。

    就像所有人都不喜欢苏文彩一样，他也不喜欢苏文彩。

    辉霞是苏文彩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前面不是说过吗，苏地主从不带徒弟。他说，“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有好处的，比如团队起来了。老板会考虑去开发新市场，做山大王。

    “有什么用呢？”苏地主说。

    当然有用，要发展嘛。

  “发展？提成都没有，没钱谈什么发展？”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苏地主也许是对的。

    所以，苏地主就只带辉霞，也带她去公园、电影院、动物园、府南河遛弯。

    那时间，辉霞经常跟晓兰妹妹在一起。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接近她俩。当辉霞能独立做业务的时候，他俩就不在一起了，去公园遛弯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回忆。

    “就牵了一次手，她就不要我牵了。”苏地主露出一丝尴尬的、无助的笑，“她老是躲着我，我也不吃了她。”

    “太心急了，”我说，“像跑客户一样，有几个客户是一下就能搞定的？”

    “你这个比喻用的好！我很喜欢。”他说。

    绝对不是自作多情，由于我常常想法子接近她们。辉霞却固执地认为，我想泡她。我觉得她想和我说说话，而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她身边的女伴才是使我语无伦次面红耳赤的发热体。直到后来东窗事发。

    辉霞是一个好女孩，她性格非常温和、温柔、稳定，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生气或者发脾气。

    她再也不跟苏地主牵手了。

    苏地主当然不知道我喜欢晓兰妹妹，他没能牵手，可能是觉得动作太快。他胆子越来越小，所以常常带上我去接近辉霞，一来可以壮壮胆，二来我也可以当当电灯泡，给他装装门面。总之，谁是谁的电灯泡，大家都不知道。那时，我只要看看晓兰妹妹就已经非常知足了，可以使我回味很久。

    晓兰妹妹离开公司以后，我就再也不当苏地主的电灯泡了。有一次，辉霞竟然当着小师妹说，“修，你没有以前好玩了，也没以前好看了……”

  因此，小师妹就说，“辉霞喜欢你。”

  “放屁！”

  “你能不能文明点？”小师妹生气地说。

  “徒弟都应该受师傅的气。”

  ……

  永恩应该是喜欢辉霞的，只是碍于公司的条条框框，没有就范。以前听说苏地主喜欢辉霞，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是这一切，知道的人几乎没有，也许只有永恩自己知道。

  而这次，我把辉霞带西安了。这一波该苏地主没什么希望了——业务员可以选择永远留下。苏地主也许只能物色下一个目标，带新同事是最好的渠道；公司从来不缺女孩子，我觉得跟老板抠门有关。至于有没有发展，谁也不知道。

    在西安的工作第二天就开展下去了，我和永恩去人才市场招人；其实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招人也没有什么自信，自己倒像个找工作的。永恩比我大一些，也比我成熟的多，再加上做了几个月的山大王，言谈打扮更加有范起来。他一表人才，我也给他做做灯泡，吸引应聘者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感觉那个年代的人都年轻有为，个个朝气蓬勃。招来的人，永恩负责来面试，我大多数时间都跑市场。

    只是在王培友公司感觉怪怪的，有点不成体统的样子：装修VS医疗，一点也不协调。

    成都的三个同事带西安的三个同事。他们回来都向我倒苦水：“他们太难了！”而永恩一定是要抽空和辉霞搭档的，他日子太清苦了。

    工作就是这样，生活也这样。

    在西安的第二天收到几条信息，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一个是老板的，工作最重要，我先回复了他；另一个是黛安娜的，电话那头她问我什么时间回成都。“我不知道，”我说。然后她就挨着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情况，我发现她比老板还关心；而我向她“汇报”的工作信息比老板多得多。

    第三天还是这些内容。

    第四天跟第三天一样。

    直到第七日，内容就改变了一些。有三个重要讯息。1，老板还是那样“稳重”，总是叫我单独给他打电话，而且不能用办公室的电话。他说，“其它员工听到了不利于工作开展。”2、苏文彩也叫我回电话，他要知道辉霞的“进步”情况。我说“看起来很好。”见鬼，谁能教教我怎么说好话。

    3、我最后才给黛安娜回“紧急”电话。

  “你知道吗？”她说，“那个胡经理下午来电约我明天下午去谈业务了。”

    “好呀，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我好紧张，好怕！”

    “我以前也是。”

    “我说的不是那个怕。”

    “哪个怕？”

    “你知道的。”

    “唔……没事，”我完全明白了，“公司其它女孩子也遇到过这个情形，不如问问她们吧，或是王姐。”

    “傻呀你，”她嗔怒了，接着又说，“你好久回来嘛，今晚坐火车回来嘛，明天我们一起去。”

    “别闹了，老板不把我炒了。”她就是爱异想天开。

    “炒就炒，我才不怕他。”

    “你是小姨子，当然不怕了。”

    “你这样说，我不理你了。”

    “脾气，”我说，你叫二当家的和你一起去吧。”

    “对哈，我怎么没想到？”

    “你检查一下脑子，是不是早上出门被门夹了。”

    “滚——”

    老实说，我建议叫姐夫跟她去，全没有把她的业务当业务。

    西安的情形很快发生变化了。到了第二周，王培友就搬新办公室了。据说后来做的越来越好，从装修做到工装，周永恩夫妇后来也到他那里去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老板终于决定租王培友走后留下来的办公室——当时我建议永恩跟老板说“实在找不到办公室，时间紧急”，其实永恩跟我的想法一样的，他只是要我这个后援支持而已。   

  有了大办公室，迅速换成自己的包装，门庭一换，果然不得了，反手就把那三个员工辞退掉。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去榆林挖煤了。

  很快，来了几个崭新的员工，带了几天就能上手了。

  果真只待了两周，就要离开了。在西安，我们没去兵马俑、华山，更不用说黄陵了，只在古城墙转悠了一趟。不过西安郊区的柿子挺不错，五块钱随便摘。自从吃过西安的柿子，我就再没怎么吃过柿子了，连自己老爹种的柿子都不吃，也许除却巫山不是云吧。

    我们来时四个，走时只有三个——辉霞留在了西安。

    我们三个坐上了返回成都的火车。

    “我们胜利完成任务，马姐姐不回去了，周永恩财色双收咯，”在火车上，大家谈起了辉霞的事情，涛辉说，“老大，你难道不伤感吗？”

    “我看你倒是挺伤感的，”我说，并示意他不要“胡言乱语”，对永恩不利。

    “马姐姐不是我的菜，”涛辉说，“我都叫她姐姐了。”

    我笑了。

    “别自大了，辉霞也看不上你啊，”小师妹说。

    “小师妹——，别这样伤人好不？”涛辉说，“我说真的，那回我们去宝兴的时候我就发现她喜欢老大了，她在老大面前胆子特别小，太温柔了，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凶得很呢。”

  “我也觉得，”小师妹笑得很保守那种。

  “你们个个都有疑心病，我都被传染了，”我说。

    “疑心病？”涛辉说，“小师妹，老大是不是假装不知道？”

    “嘿——”小师妹说，“你观察那么仔细，你是不是心怀鬼胎了。”

    我和小师妹大笑起来，弄得涛辉很不自在。

  “天地良心！”涛辉就差赌咒发誓了，他从二层卧铺跳下来，叉着腰说，“我你们还不知道吗？！再说了，喜欢老大的人我也不敢碰呀，想都不敢想，我是关二爷。”

    “去你的，”我说，“你是奸臣。”

  小师妹笑起来，“我一直不敢说。”

    “你没意思，你可是崇拜曹阿瞒的哟，”涛辉说，“你才是奸臣。”

    我确实经常和他们讨论阿瞒的事情，那时候，我对这个人物着迷，有胆有识，有谋有魄力，洒脱没有牵累。其实是我缺什么就喜欢什么，青葱岁月，对英雄的崇拜总是刻骨铭心的。

    “好吧，我们都是兄弟，”我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我当时想着曹阿瞒却惦记了刘玄德的这句“千古佳话”来，说的时候还面不改色。

  “气死我了！”小师妹满脸通红，她拍了一下铺，也跳了下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

  我赶紧尴尬地陪笑灭火，重新把她拉到铺位上去。涛辉把脸都笑烂了，“小师妹还真气了，老大说的是刘玄德的话，不是他的意思。”

    “你们两个狼狈为奸，谁刺激你们了？”显然，小师妹还在气头上；不过她又表现出一丝怜悯之情来，我在她脸上读懂了这种心思。前段时间，我确实用玄德“佳句”激励过自己，算是自我恶心吧。

    不过，涛辉还是把话题岔开了，“真正失落的是苏地主。” 

    “我回去怎么交代呀？”我脱口而出。

    “向哪个交待？”小师妹说，“苏文彩？”

    “老板呀，还能是谁？”我言不由衷地说。

    “刘老板求之不得，巴不得我们都不回去呢。”涛辉说，“马姐姐可是苏地主的心肝哟，怎么变得这么快呢，女人心，海底针。”

    “嘿——，你怎么又这样说我们女孩子呢？”小师妹显然不服气，“你们男孩才是见一个喜欢一个，再说，辉霞不喜欢地主的，我看永恩就是不错，他正直、单纯、大方。”

    “你太较真了，”涛辉说，“我就不是，我要是喜欢谁，我就死心塌地追她。”

    “哟呵，没想到还挺专一的嘛。”我和小师妹同时说，我确实没有想到。

    “你们两个才是一丘之貉，”涛辉说，“老大也没有老大的样子。”

    “这话难听了哈，”小师妹说。

    “诶，老大，什么时候也带我们远走高飞吧，我觉得成都太压抑了。”涛辉说时叹了口气。

    涛辉的确想出去，他不止一次跟我讲过成都太压抑了，做什么事情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尤其是那些公开恋情的人，很快就扫地出门了。所以，几乎每次恋情都是出差期间胜利完成的。老板想尽千方百计也无能为力，因为外地的市场远远大于成都市场，关键是外地市场的确好做的多。我当然知道涛辉想出差的心思，不只是为市场与工作。

    涛辉喜欢过一个女孩子，才认识几天，他就主动出击。他抱着一个大熊棉偶兴致勃勃地去敲女孩门。女孩开门看见了棉偶，话都没说一句，把那棉偶扔下楼道，然后转身回宿舍，砰——地一声把涛辉“关”在门外。涛辉就是这么直接，因此，也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老大才不走呢，”小师妹说，“王姐要给他说亲事的。”

    “瞎说，没有的事，”我突然感到脸热起来了，好像又冷起来，我说，“小师妹，你怎么也八卦了？”

    “呀，要吃喜糖了，”涛辉露出一排鲜红的牙龈来。

    “我们走的前一天王姐说的，王姐高兴的不得了，她还说回成都就让老大请客，女孩子要来。”

    “订婚宴？”涛辉说。

    “订什么婚哟，直接办婚宴入洞房。”我说完，他俩咯咯笑起来。

    “哎呀——老大，我以为你是老实人呢，这个玩笑开不得，”小师妹说。

    “你才知道哦，小师妹，老大闷骚得很。”

    “说的我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样，放在过去，有的夫妻双方洞房前面还没有见过呢。”这句是回应小师妹的。

    “欧师姐走了，老大整个人都变了，说话也变了，”涛辉说。

    小师妹踢了他一脚。

    “没关系，让他说，看他嘴里能吐出啥象牙制品来。”

    “不过说真的，欧师姐太傻了，要是跟老大多好呀。”涛辉说道。

    “还是说其他吧，”小师妹说，“无聊得很。”

    小师妹显然还是善解人意的。

    大家又谈到了前段时间来的两个大佬。一个也姓刘，叫刘有平。个性张扬，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一出场就锋芒毕露，感觉像加满油的机器人。他是小师妹的老乡，老板看起来比较喜欢那种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尤其是精力相当充沛的那种。

  另外一个姓高，名字也取得高，叫高堂，来做办公室主任的。唯一不参加业务的领导高层。

    高堂和他的名字一样特别令人敬仰。他博学多才，上了点年纪，大致三十四五岁。讲话慢条斯理，善于开化人。小师妹特别崇拜他，小师妹说，“很有灵魂的胖子大哥。”

    虽然接触很少，我听过他讲话。确实气度不凡，对一些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甚至透出妙趣横生的冷幽默来。他鼓励员工说，“你干掉美国，你就是美国。”他把财大气粗的业务员比喻美国。后来我在渡口那个小城市一览众山小时，他号召其它分公司的老大联合起来干掉我。他说，“团结就是力量，干掉美国。”所以，那时节特别流行美国。

    高堂这名字确实占尽便宜，不过便宜不是白占的。他崇拜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相关言-论可以说顺手拈来。他说，“我们就是在走长征路，这条路充满艰辛坎坷。一路上来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战友，有的战友倒下了，离开了，有的战友坚持下来。最终革-命成功了。我们公司最终还是要革-命成功的，坚持下来的同事们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公司。你们是革-命的中流砥柱，你们在公司就在，公司不是一人之公司，是所有革-命同事的公司。什么是革-命，这就是革-命！”

    老板接过高堂的话说，“责任，社会责任。我们必须要强大自己，才能为社会承担责任。公司的钱是大家挣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们不要叫我是老板，我也不是什么总经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家人团结在一起，做更大的事情。现在我们都很年轻，有奋斗的资本。当未来，大家都老了。咱们的孙辈们说，‘爷爷奶奶，那些年我们国家飞速发展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他们，‘我们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承担了社会责任……’”

    有的同事们开始热血沸腾起来，工作干劲大。自从上次苏地主说公司的业务员“都是废物”后，高堂的加入确实改变了公司原来一些死气沉沉的模样，至少变得丰富了起来。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高堂，这个名字真有意思。大家都尊重这个名字，都不好意思私下议论它。

    关于这两个人，我都不怎么喜欢。

    小师妹说光听高主任讲话就很享受。后来她在乐山成立了分公司，名字叫“远征队”。

    “我也要当革-命家。”涛辉说。

    “是的，你像打了鸡血一样，”我说。

    “诶——你是老大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确实需要鸡血。”

    “我也需要，”涛辉附和着说，“我跟老大是同道中人。

    “但是不能用这个比喻，感觉有些不正经。”小师妹说。

    “看来你不懂，我得给你普及下革命知识，”我有些激动地说，“‘活着死气沉沉，跟死了一样！’”

  看过《黑日危机》吗？女坏蛋（苏菲玛索）说的，所有银幕坏蛋，我最喜欢她。因为她说了那句话。

  “你不是这样的人吗？”小师妹有点疑惑地说。

  “你还是不了解老大，”涛辉说。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闲聊胡扯，打发在火车里的十六七个小时，多是一些不正经的花边八卦。一会说谁谁谁谈恋爱，谁谁谁又私奔，说的我心里冷一阵热一阵，生怕被看出病来。

    有时候也玩玩纸牌，猜猜谜，讲点破故事。

    我竟然有点害怕回成都起来了，主要是怕王姐。人就是这样，当她说给我介绍女朋友的时候，我一度还挺期待，虽然晓兰妹妹离开公司不久。可见我并不是涛辉那种用情专一的人，哪来的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

  反正不想那么早回公司，跟刚开始时不愿出差又形成鲜明对比，至少还没有准备好回公司。

  火车离成都越近，心里越焦虑。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躲是躲不了的。”我想。虽然这样想，我的心仍不免忐忑。

  可是我又非常期盼回公司。

  这矛盾有些不像话。

  回到公司，领导团队接待了我们一行，交涉了工作。他们说了一些温暖的客气话，中午时大家吃了一顿饭，随后就各自安排去了。

初稿：2019-8-（16-17）（7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