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
顾汝中
扬州大学硕导、扬州市特级班主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江苏省高邮中学的陈权先生，近日给我介绍了高邮文坛耆宿陈其昌先生的文章。文章生动回忆了在“邮中”的学生生活。提到我毕业后的情况。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同时不由得想起在校的经历，记叙出来，作为回应，给时代留些平心的记录。
1950年7月，我毕业于城南小学，8月初参加高邮县初级中学入学考试。我侥幸第一，分在初一（甲）班。
当时，全校五个班。
初三一个班，班长郭兆庸，是班长，又是学生会主席。他的文章常贴在公告栏。有一位女生叫尤新玲，是总务主任尤履成先生的小女儿，唱得好，又能演，曾在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饰演李香香，多次向县区乡三级干部演出，一片鼓掌声。后来又主演过歌剧《赤叶河》、《枯井沉冤》。这两个人，成绩都很好，我把他们看着非凡的人。进入中学，眼前树立着许多学习的榜样，方知学海无涯，要脱掉鞋子拚命赶。
那时的学生干部都是无记名投票选举的。选前有大规模竞选与助选活动。开大会，贴大字标语，热烈得很。女同学不好意思竞选，老师就出面宣介。我们级任导师刘子平先生，就极力推荐女秀才。
我也被选为学生会委员，担任宣传部长。推选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条，考试第一。第二条，会唱歌，人小喉咙大。他们叫我当场唱。在一片鼓掌声中，我唱了几支歌，结果就选上了。但是我只当了一届，因为我只在小学读过一年，受教育熏陶太少，不知道怎么与同学相处，得罪一些大个子的城里同学。那时乡下来的孩子少，我们班不足十个人。我当班上的文娱委员，每学期都领着排演几个小节目，配合社会宣传。代表学校在县里的干部大会上演过好几回。每回总有人摸摸我的头说，这个小家伙能说能唱，将来到我们乡里去，搞宣传！我觉得能做点儿事了，因此就想重当学生会委员。但是，没有如愿，有人指明我骄傲，说我严重随意性。也许他们的意见是对的，若是当时痛下决心纠正，后来的人生路也许走得顺当些。众口烁金，积毁销骨。我也常埋怨自己，乡下佬少见识。城乡差别最大，自身的努力，是缩小差别的重要因素。
二年级，我们班的吴明仁当了学生会主席，他负责编写黑板报，我就主动帮他，也看他怎么处人。他粉笔字写得很好，是当时的流行体，我就耐心做校对。
这个人，很能赶时髦，剪了个“一边倒”的发型。全校就他一个。那时中苏友好，倡导“一边倒”“倒向民主阵营”“倒向苏联”，他走在大家的前头。毕业后他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在东海某个舰队，我把他看着英雄。但不久就听说他自沉在海里了。几年后，我见过他的母亲，在新巷口一带挑担买菜，样子非常憔悴。说是受到儿子的影响，埋怨他为什么那样。吴明仁早就是共青团员，成了革命战士，受了什么影响，遇此结局呢？不知道如今还有几人能想到他。在新巷口小学，他是中国少年儿童队大队长；初中三年，他一直是风流人物。怎么说没就没了！他有个妹妹，叫吴明霞，也是邮中学生，应该优秀。
我想，再风流的人物，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三把钥匙若是投错了锁。就难免跨乱步子。明仁兄，很可能是没有完全明白人生大道，为鸡毛蒜皮丧了性命，给他人做反面教员。
我总觉得，课本上那些内容，课前自己看看也就明白了，课上听老师有什么补充发挥，有就仔细听，若是照本宣科，就自己埋头看书，做书上的练习题，课后就有时间预习新课。因此，我偶尔认为，庄严的课堂里，有时也在浪费时间。但看遇到怎样的老师！
总想有事做，何必耽误工夫。只要有事，就必定有我。实在没有事，我就进图书室；有不感兴趣的事，我也托词磨进去。新出版的一套“中国人民革命文艺丛书”，翻遍。但是，粗糙。自己也称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尚记得诗人田间《赶车传》的开头：“贫农石不烂，故事一大串。有人告田间，写成赶车传。”多么简洁。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说自己“门锁上了，就饿不死小板凳。”孤独而又幽默，多么好笑。许许多多的战斗故事，打日本鬼子，打老蒋。故事多了，在脑子里打架，有时还在作文里冒出来，至今不忘的是“小英雄雨来”。
还有记忆犹新的几本书，那就是《保尔柯察金》，《把一切献给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联伊林著《十万个为什么》。都是看不厌的好书。图书室里还有鲁迅先生的著作。我锁定了他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尤其爱读《阿Q正传》，念了多少遍，也还是似懂非懂。有时还拿来比况我们村里的土地庙和住在土地庙里的堂哥的那一家人。我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关键在解放，在土改，他们有了土地房屋和耕牛，堂哥还被选为村长，这二年，红旗一扛，唱着：“雄赳赳，气昂昂，成日带夜送公粮，打败美帝野心狼！”要是在今天，阿Q也会翻身换成一个人。这么一想，更觉得《白毛女》里的一句台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掏心窝子的话。
乙班也有一位好读鲁迅著作的同学，叫赵璧。他也是城南小学毕业，也是少儿队的大队长，有很强的亲和力与号召力。他读的是鲁迅的杂文，图书馆买进一本，他就耐心读一本。《热风》，《坟》，《二心集》《三闲集》。他非常爱书，没有折痕。没有污损，詹老师总是夸他，把新书先让给他。读呀读，他看待问题的方式，表达思想的程序，就有变化。推掉学生会的义务，整天不离鲁迅书，接着他就自己省零花钱买，建起自己的图书角。有人说他是鲁迅“迷”。他眯起眼睛笑一笑，“差得远呢，跟他学习。”
1953年之后，我就没有再见他。1956年我见到他母亲，知道他在八桥哪个村做小学教师。已经和村上的姑娘结婚了。1958年7月，我看到正在挑担买菜的赵母，知道他，不做教师了，在北头闸口外看管养鱼塘，又有着肺结核，时不时，吐血。1960年5月份。我在东门外东大沟开挖工地上，听到了他离世的消息，两个孩子跟着娘在乡下。他大约是同学中早逝的一个。他是父母的独子。
他从做教师到不做教师，一定是说了不该说的话，而且“匕首”“投枪”，不适宜再做教师。由此想到了，“尽信书不如无书”，教条主义不行，本本主义更不行，理论联系实践，更应该弄清楚实践的宗旨和目的，把握正确的“三观”。
他比我年龄大一点，心也大一点。
我比他人小一点，有机会读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咀嚼了“唯物”与“辩证”。大多数情况下。想不通理不顺，就莫抢着发言。赵璧啊赵璧，你一定是失于审慎！
初三上学期，学校举行故事比赛，我在班上“出线”，就参加全校比赛，讲的是《战斗英雄魏来国》，得了个第二名。奖得一本新书《他们没有童年》。我捧着书才落座，就有人从我手里拿过去，接着就在同学之间传递，传呀传，就没有回到我手中。我只好自我解嘲，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迅哥儿”说：“ada,我的覆盆子们；ada,我的《他们没有童年》！”
管图书的詹振先老先生跟谁都投缘，见我身材特小，就更为怜爱。给了很多方便。他常跟我说，我到过你的老家。小兴庄，是不是？鬼子炸了实验小学，又炸了高邮中学，城里住不成，我们躲到东乡的草荡子里去，就住在你家。你家就四个人，爷爷奶奶，你爸你妈，你还没有出世。尤主任是你爸的老师。后来又是“实小”的同事；我也是。我们做了你家两代老师。你爸潇洒，你怎这么精瘦，“八鸭子”大的个子，受“奶痨”！医务室有糖衣的硫酸亚铁丸，可以补血。就包些给我：“一天三顿，一顿一丸，到嘴，到肚！”。
詹老师把能给的方便，都给了我，整整三年。所以我始终忆念这位仁慈的长者。但是，我能有机会去见他时，他已经仙逝了。想见他的儿子，从他那儿找回忆，也一直拖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他的小儿子叫詹昉，是学电力的，退休前在浙江工作，退休后南京请他来，在动物园附近住着公房，做着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是同班同学，他胖，我们私下叫他詹肪。詹先生有这么个胖儿子，真是他的福气。老先生常说“前人行善，后人享福。”看来詹兄真是享到福了。身材块头起码是老师的一倍半。詹兄已经多年不回高邮城，见不着亲人了。那年我找到他，彼此费了半天猜详，才恍然大悟。三年同学，一别近七十年！
我习惯按指令行动。被铃声召到操场上去做“课外活动”。同学们玩得很投入，我却因为身材矮小，参和不了。但是我发现了，有人从学校西边的围墙翻出去，一眨眼就不见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去听“蛤蟆书”，到小蓬莱茶馆，悄悄进去，在角落里蛤蟆似的蹲着，听王少堂说扬州评话《水浒》，上瘾了。
看得多了，也想出去看看。他们翻，我也翻。
围墙西边是一所破旧的庙宇。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两层楼，楼上安置着密密匝匝的木头菩萨。据说是五百罗汉；以前还供奉过唐朝吴道子画的观音像。罗汉是樟木雕刻的，香！都有近二尺高，都是坐着的我，就觉得亲切。看守的老人管不住，昨天见到的菩萨，今儿就不见了，有人说是被偷走当柴火了。我把这事告诉父亲，父亲是高邮县民众教育馆的副馆长，管文化宣传。他回答我说，宝贝多得很，一时管不过来。你看善因寺，多大的庙宇，现在是粮食局国家仓库。再看承天寺，錬阳观（方音洞阳，道家修炼精气所在），都是出大名的地方，现在都在整理，改做会场、戏园。那个地方，城区正在考虑怎么处理。这个庙宇后来拆掉了。我也不去翻墙头了。
西墙那边，不去了，就奔东。东边是一条小河，流淌在城墙根下，应该和护城河同源，从东水关流过来，是从琵琶闸分流的运河水，而真正源头更应该是河南的桐柏山麓，淮河的正源。大家都称这水，是“上河水”。城里人的饮用水都是上河水；就是大淖附近的人家，下锅的水，也讲究御码头挑过来的上河水。学校厨房里用的就是从这儿流转过去的。小河并不寛，也不深，就有人用废城砖垒出几个墩子，可以跨到城墙那边去。从墙脚到城头，一个溜头的事。上了城头，可以到东门，即武安门。站在城楼，东望，是大小窑墩。是宋、明时期烧砖筑城的废弃窑址，高低起伏，宛如丘陵。还可以极目远眺，棋盘一样的农田，棋子似的大树小屋。我从野荡来，平地看惯了，一朝登高望远，眼睛大亮，未有的快乐！
不敢沿城墙南行，容易被老师发现。有同学指北。直北拐弯处，护城河上架着大木桥，叫傅公桥。北门草巷口一带的同学，天天走过这道桥。我喜欢过桥，我老家就有长长的大桥架在古老的横泾河上。过桥是勇敢的跨越，造桥是智慧与力量的运作。转弯向西，继续走，可以到北门城门口。护城河很宽，外城墙坚实，却有许多弹痕。城内，大片的土地上长着麦子，种着蔬菜，散落人家。这是明城墙的一段精华。它的根基，却是宋朝的。
元人南下，在高邮城下受到韩世忠等宋将的坚决抵抗，损失惨重。得势后，就大量拆毁宋城墙。当地人就在废墟上种庄稼。只要人还在，土地就一定听人的衣食需求安排！平民厌恶战争！
元人揭傒斯有一首杂言诗《高邮城》：
高邮城，城何长，
城上种麦，城下种桑。
昔日铁不如，今为耕种场。
但愿千万年，尽四海外为封疆。
桑阴阴，麦茫茫，终古不用城与隍。
我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景象。而在城头上，我还看到过好多白骨，更有破碎的骷髅。我只觉得恐怖，并不知道朝深处想。不会想到东西护城河变成海潮路，城内东北角大片麦田上矗立起江苏省高邮中学，是原址的几倍，而且在城头上筑起洋楼。更不会想到又还原为赞化中学。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地貌的改变，水土重整，完全超出前人最美好的眼界，却只倏忽七十年！
学校东、北两面的小河边，每早每晚，都有我们在活动。洗脸刷牙，洗衣，洗脚；抬水浇菜。笑语声喧，足以流连。
如今，小河或许还断续的存在，有源的水，永不会衰老。
真是巧。学生会生活部提议，同学们在课外活动时，到校园里的废地上种菜，城里的同学可以拿回家去，农村同学就自己卖钱买文具。学校大力支持。我就找人合作。合作者叫高淼，是教导处副主任高冠常老师的儿子。我们栽了塌棵乌菜，天天浇水，周周浇粪。长得人人夸。说要评我们当劳动模范。但是生活部一翻记录，我们没有按规定交税。模范做不成，真后悔，也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哪一群体，集体的权威决定，绝不可违！
第二年再栽。
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废地上砌学生宿舍，想栽也栽不成了。
名字是时代产物，名以记胜。高淼，看名字，就能揣测到他生在运河发洪水的年辰。他的儿子叫高忠，也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高淼有位姐姐，高禾，或为避乱乡间正遇布谷插禾时出世。她承父业，扬州师范一毕业，就分配到城南小学。去时，正是全城小学毕业会考，他参与其事，回校告诉我：你做出了许多人都没动笔的题目；而几乎没有人错的题目，却大量丢分。这不能不说你是粗心大意，甚至是骄傲。丢掉第一，也丢掉学校名气。马上入学考试，千万要虚心，耐心，细心。下回就看你了！新老师的这番话，管得我很久。1983年，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前那一晚，我还曾想到她。她的夫君也是师范毕业，一直在搞农民业余教育，是我父亲在扫盲工作上的好同事。
高老师教我们代数。他细致，他严厉。看结果，更看分析过程。刚开始学习负数时，我因故回乡近两个月，这部分落下了。期末考试挂红灯。我去找他。他忙里抽闲跟我说：“不要紧，准备开学补考，要有自信，抠书，多做题！”求人不如求自己，我终于弥合了与优等生的差距。老师诚心鼓励，是攻书求知的重要推动力。
高邮县初级中学，当时高邮“最高学府”，那儿来的废地呢？
可恨东洋兵，他们早有预谋!
日寇的飞机反复炸出来的。
我们走进校门。迎面是大飞机似的一座楼，居中有高五层的钟楼。是教师办公住宿的地方。后面是大礼堂，正厅连着东西两个侧厅，可以坐满千人。楼两侧临街各一排平房，都是五间。东面是教室；西边饭堂和宿舍。屋后一直到小河边，除了两个篮球场，就都是轰炸后的瓦砾，长着杂草。
1937年年底，南京城尸山血海的时候，那些口称建立“王道乐土”的日本武士道军人，也没有忘记在赞化书院旧址上建成的学校投下大量“TNT”，把这里烧成瓦砾场。他们要消灭的是中国文化。他们的作战地图上，早就标志了这个目标。同时遭难的还有实验小学。
紧贴着西围墙的是灶房，厕所，鬼子的炸弹不屑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盘踞高邮城的日本兵拒绝缴械。新四军进行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在城东净土寺下有非常激烈的战斗，六百多新四军战士壮烈牺牲，学校里的建筑也遭到再次破坏。
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高邮花大钱为他建筑了宏大的“介寿堂”，但是没有尽力来修残破的学校。在废墟荒地上开辟菜地，挖到碎砖瓦砾，我们感叹，这炸弹的威力怎么这样大！
学校通知了，在东北角临近小河，要砌一排宿舍，要腾出教室扩大招生。
有新宿舍，有新同学，多好！
急盼上中学的人真多，年龄等不起！那时小学毕业生就被称为小知识分子，给分配工作。出了中学门，就是宝贝，单位抢了要。新生来了，教室不够，老师也不够，只能在放学之后上课，叫“夜间班”。新教室建成，学校规模扩大。新中国百废待兴，教育事业急需发展。
教室腾出来了，我们就住在大礼堂里，上百人睡在一起。令行禁止一声钟，非常安静。新宿舍落成，我们高高兴兴搬进去，睡上了崭新的上下床。十二个人一间。我们初三两个班住一起。
我在下铺，上铺夏廉，教育局长夏鼎的弟弟。这位同学，后来入伍，退伍后工作在中苏朝三国交界处的密山县。大约是两千年的时候，他回校参加校友会，指名要见我一面。我们手搀着手，度过一天。
右侧北窗下，上铺是绪建渠，乙班的。
绪建渠的床头有一支长箫，还有一支短笛。息灯钟响之前，他总是要吹的，大家就静静地听。箫特别吹得好，拿手的曲子是苏武牧羊。我听了总是心酸酸的；短笛吹得比较勤的是“小放牛”，吹得最动情的是“梅花三弄”，节奏欢快，大家欢迎 ，往往在笛声萦回中就有预约：“again!”
他也有不吹的时候，倒头钻进被窝。我们也不打扰。毕业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有人请他随意吹。他迟疑一会，说，临别了，以后见面就难了，我吹，我吹！吹了“苏武牧羊”，吹得我发愣了。我认定他是个奇才。他还喜欢用阿拉伯数字汉语读音唱歌谱，顺溜得很，估计他学习过“工尺谱”，熟悉道家古乐。断定他能够在音乐上有很深的造诣。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散发的“同学录”到了我手里，先找他的消息，但在他的名下，括号里黑体字三个：“已去世”。数一数，竟然有 十多位。1953年7月14日那一晚。竟然是我们之间的永诀！都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商同天常在，同学阴阳两隔！
十五六岁的人，哪里会想到生离死别呢。
那晚，我正发愣的时候，工友老孙领了个人进来，喊我。我一抬头，是父亲单位的。他急切地告诉我，赶紧收拾东西，你妈妈病了，病得不轻，急等你回去。说着就动手卷铺盖。我蒙了，也许我已经没有妈妈了，还是愣着。我就这么愣着走出宿舍，经傅公桥走到大淖，上了两把大桨的木船。父亲已经在船上，一把把我楼到怀里，船立即离岸。
明天就举行毕业典礼。我就这么匆匆离校了，没有向老师辞行，没有向同学告别。走了之后就没有再进过高邮县初级中学的大门。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有幸来城教高考补习班，而记忆中的母校已经华丽地转身了。悠悠五十年！
建房的材料，不是泰州，就是江南昆山运过来的，质量都很好；高邮城的瓦木匠人，手艺精巧，其中就包括于增阳同学的父亲。新屋落成，里外漂亮。于增阳也在北京做重要的工作，一个瓦工的儿子，成长为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稀罕，也不稀罕。
房子多了，班级也多了。我们还是在初一的教室里。直到1953年的6月，我们才搬进新教室，坐在崭新的教室里接受毕业考试和考前的统测，常觉得心旌摇荡，畅快得很。
统测的是初中三年的教材：语文，英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物，植物，政治常识。还有生理卫生（口试）。有一段时间，老师整日陪我们复习。没有电灯，在汽油灯下，气氛静谧而紧张。
课本齐整，复习认真，试卷几乎没有难题，考试顺利。成绩没有公布，大家都在悬猜。英语老师会开玩笑，跟我说，透个秘密给你，又抢了个第一，可以到扬州去，进省扬中！
此前，没有人跟我提到这个学校。听这一说，知想进又觉不容易进，就分外地认真。所谓认真，就是反复地“抠”课本，当新书一样逐字逐句，把课本抠在心里，考到哪里。哪里就活起来。
举行毕业考试了，每天两科。我做完卷子，总有宽裕的时间复查，也总是最后交卷。这是高禾老师的严肃指点，有时甚至就觉得她就站在背后。考试结束当天下午，几何老师悄然叮嘱我：“莫大意，省扬中是全国重点，大意不得！”我茫然地点点头。
当晚我就回到乡下去了，一本书也没有带。后来母亲命保住了，我心放下来了。每天到医院陪她，她把营养餐分给我，说：“又要考试了，补养身体。”我就在他床头，没有到学校去，也几乎没有和同学联系。
我们一进高邮县初级中学，校长是林善之。他是老革命。平时只有周会才能见到他。神情严肃。我只记得一件事。那回周会散，同学们都很块拥出去了，我落在后头，就跨过一张张椅背走捷径。走得很兴奋。他从身后走近，招手让我下来，说：“你晓得有多危险吗？绊跌倒，头破血流，磕掉牙齿。你个子小，腿也短，很可能绊着！”我很难过，等着他批评。他却问。“你是少儿队员吗？”我低下头；又问：“你知道‘五爱’吗？”我一字一顿地说出：“爱护公共财物。”接着承认：“我错了，我破坏公共财物。”他摸摸我的头：“这样危险的事，不能做！”然后又拍拍我的背：“走吧，也许班上还有事。”我鞠了一躬，走了。这位校长在我的身上，就这一件事。不久他因脑溢血去世了，开会追悼他，语文老师出题目让我们写文章怀念他，我写的就是这件事。王慎盦先生喜欢这篇文章，给了许多双圈圈。老师都是鼓励学生进步，学校都在为青少年完美成长加油。此生难忘！
我们三年换了三位语文老师，初一是一位王老师，如皋掘港人，那里是“枯井沉冤”故事的发生地。他详细地讲给我们听了。我们更明白世上有恶毒的坏人，也有惨遭毒害的人。共产党让沉冤昭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初二是慎盦老师，有人说他是西南联大毕业，抗战期间到过云南贵州，他的语文课让我们知道了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瘠，还有当地人生活的特殊，男人都是三枪：“猎枪，标枪，大烟枪”；女人大多穿不起上衣。山间土匪多，百姓生活苦。对另一些见闻，我不感兴趣，更不愿重听，有一回他又开讲了，我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他让我到教导处去，我就去了。高主任问什么事，我如实禀告。他拍拍我的头，“一头 ‘伢子气’！”。问我：“你看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只要不告诉父亲，我就赔礼道歉。”他挥挥手：“去吧。”我当众大声说 ：“王老师。对不起！”让我进去上课了。第二天，有作文课，我把命题写好，又给老师写了致歉信，说明当时的想法。他后来不讲与课文无关的话题了。后来他调走了，留下一句话：“好男儿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我看到这话的出处时，才终于明白，我其实太不懂事！
初三是吴养初先生，他跟我很投缘，有复杂些的问题，就点我。这就让我有兴趣在课前“抠”书，把思考题耐心揣摩，直到自圆其说。
学海无涯，老师是明灯一盏，亮得各有千秋。早年受惠，老而弥亲
班主任一直是刘子平先生。初一，他教数学与英语，初二他教化学，初三教物理。化学、物理的实验都做得很精彩。实验科学少了实验的感受，就觉得纸上谈兵没意思。直观印象可以保留一辈子，一个印象产生的联想很可能是无止境的。还有，物理化学数学这些学科之间总有着思维上的共性，尤其是逻辑推理，归纳、抽象，这些思维方式是应该尽早逐渐积累的。习惯成自然。老师教育的具体细节可能忘记，但是形成的思维方式，会融入生命的进程，终身受益。老师，应该教会学生系统认识与哲学思维的能力，不厌其烦，耐心濡染。那个“一桶水与一碗水”的比况，实在是很狭隘的。学海无涯，老师带头泛舟。
林校长之后，位置空缺，由高冠常老师以教导处副主任的身份暂代校务。所以我们的成绩报告单上盖的学校钤记和级任导师的私章之外，就盖高老师的私章。慎重名分，是为了明确责任。
新学年开始，来了一位新的教务副主任，泰州口音。兼课，教音乐。
那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有多首新歌，音乐课上我们就唱新歌。有一首叫《贪污分子你睁开眼》。现在仅记得开头：
贪污分子，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绝路；
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进行节奏，有气势，更有压力。
我们学校总务上有位办事员，专管采买，好拿店家的小惠，查出来有一二百万（旧币，一万比一）。被看押起来，叫他继续交待。音乐老师把“贪污分子”换成他的名字，教我们唱。大家就大声唱，音乐课这么唱，课下也这么唱，一个班唱，全校都唱。这样唱了两天，这位办事员，悄悄地绕过看守，夜间在学校的小河里，淹死了。轰动全城，成了铁案。
他的儿子，跟我们同班，课上，他也唱；课后，就坐在教室里流泪。“后事”之后，来上课，级任导师告诉我们，他是他，他的父亲的事跟他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好同学，大家都要帮助他。但是，没过多久，好像就看不到他了，有人说，他去找工作了；她的姐姐在高邮人民银行里做事，她做她的，并没有受影响。唉，鲁迅先生提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现在想想，母亲是人生第一位老师，父亲呢，不能不力求自身完善。为计当为千年计，修身是人生第一大计！七十年过去，我记得住某些细节 ，伤神！
那个时候，我们私下也讲，是这个老师，若是张老师，就不会这个样子教音乐。
张老师，全名张虎符老师。浓密的络腮胡，始终微笑的一双眼睛。直面他的相貌，须看你的心情。你若心里无事，他是和气的长辈，愈是细看愈亲切；若是你心有愧事，也许就敬而远之。
他上音乐课。覆盖全校。每周一节，发一张蓝色墨油印制的歌谱，教一首歌。下一节，温习旧歌之后，发歌谱再教一首。新歌不断，歌声满校园。我至今记得两首歌的片段。
一首东北二人转《王二嫂过年》：
王二嫂我这里，笑容满面哪，
今儿个过年，不比那往年哪！
我们掌柜的去当兵，来把那家乡保啊！
我二哥在家里，种庄田哪！
这就是中国人民求解放得翻身的一个缩影。人民挺身而出求得了解放；人民得到解放，改变自己的命运，政治上翻身，努力生产，建设并享受新生活。
还有一首《解放桥》，流行于天津一带：
三星没落，公鸡叫。
男歌女唱挤满道。
过河西去割庄稼，
天天走过这解放桥。
绿绿的高粱红红的穗。
寛寛的河水长长的桥。
想起了三年前，我送郎去参军，
我俩分别在这座解放桥!
人民奉献，人民收获。激情无限，时代新声。
张虎符先生也是一个敏感的弄潮儿！
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无师自通，多专多能。他弹得一手好风琴。
县里在学校大礼堂开大会，有隆重仪式，锣鼓喧天之后，司仪宣布开会，全体肃立，一声“奏乐”，张先生就弹起庄重亲切的《东方红》。千人耸立。倾听乐曲回旋三遍。那是多么深刻的政治影响！
毕业之后，我没有再见张先生。倒是我父亲在平反之后，专程去见他几次。他的岳父，是我父亲的老师，他们可算是同门弟子，见面就无话不谈。那时，他刚从医院里转回家居，身体羸弱，容色憔悴。两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他微笑着说了一句：“我这回，怕是输了！”父亲安慰他：“你可是一辈子不服输。也没有输过！”我父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张先生，可算是高邮教育界的奇才，而且是自学成才！受业者扪心，自然会首肯的。
终于来了一位新领导，副校长夏桐仁先生。他兼教我们初三的《政治常识》。他的为人与教育品质，多为后学者敬佩。也常见诸文字，我也有专文寄心。
我们在校三年，年年都有大事。大事在细节上体现，清晰地烙印在心田。
我们的入学考试，三门：国文，算术，常识（历史、地理、自然的综合卷），每卷满分一百。外加面试，面试不记入总分，只作参考。
第二天下午，面试，几位老师分头进行。
老师问我：“你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我说，我知道的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开始统一祖国的战争，已经解放汉城了。
问：你怎么知道的？
报纸上看到的。民众教育馆有五灯的收音机，每夜抄收记录新闻，报告县委宣传部。我听得清清楚楚。
考试结束，我就回乡下去了。乡下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我每天跟着妈妈做生活，踩车，拔稻田杂草。立秋之后，我给打场的牛师傅做小工，站场头。在平安中忙了一个多月。回城的时候，看报纸，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到大邱大田。快到釜山了。
没想到“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美国飞机轰炸东北，美国的兵船在长江口外耀武扬威。学校里也沸腾起来了 ：唇亡齿寒，同仇敌忾，抗击美帝，支援朝鲜！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嘹亮的歌声，彼伏此起。
从东北，到西南，
从高原，到海边。
愤怒的声音，响成一片，
热血的青年，纷纷参战。
全国各民族的人民，
快起来，起来，起来！
抗击美帝，支援朝鲜，
为保卫祖国的安全而战！
抗击美帝，支援朝鲜，
为保卫世界的和平而战！
詹老师领着我们画漫画，美帝侵华百年罪行图，我也画了一幅。美国的“山姆大叔”端着带刺刀的卡宾枪，对准我国大陆，一脚踏上朝鲜，一脚站在台湾。
这些让我们形成共同的心理“敌视美帝，藐视美帝，蔑视美帝”，要打败美帝野心狼！
团委学生会领着我们上大街游行。从东门出发到中市口转弯走向北门税务桥直奔荷花塘洋面厂头闸口，然后沿运堤经御码头南行从西门大校场入城到中市口转弯南行出南门经琵琶闸南门大街直指双人尽头。一路唱歌呼口号，表演节目，讲演。我讲了多少次，记不得了，队伍休息形成一个圈，跟店家借一张高凳，站上去，也不用喇叭，讲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评论。
我们一下课就研究怎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给志愿军战士写慰问信，缝慰问袋，到处翻拣废铜废铁，捐款买飞机大炮。没有哪个不动手不出力的。
最高潮的是，报名参加军事干校。一开始，没有讲年龄限制，愿意的就去县团委报名。老师把教室门一开，说：“勇敢者，请吧！”十几个冲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我已经比小雨来大了。当通信员总可以吧。经过挑选，我们班上的华有智如愿，全校好几位，戴上大红花。周元昌同学把这些情况写成稿件，报纸登出来，给同学们很大的鼓舞。周同学是学医的，南京航空学院卫生室工作。可惜我查问了好几次，都未见其人，真是憾事。
我们敬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也想念祖国人民。他们在激烈的战斗间隙也组团回国，向家乡父老回报战斗的业绩。
我们高邮城就两次接待英雄的归国代表。
他们都带着大红花，都带着微笑，也都轮流做报告。报告英雄业绩。掌声口号声振奋人心。
我们响应号召，为捐献飞机大炮筹款。我们班上有人出了主意，把剪下的指甲聚集起来，到中药店卖钱。办法总要有人想，真心就能想出好办法。
大礼堂里放电影，是抗美援朝的纪录片，让我们看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壮烈场面。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牺牲。心情沉重，几天少言语。细想，听不到枪炮声，多么不容易。我们才二三年听不到枪炮声啊！不久，我们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情绪都振奋起来。
学校里举行演讲比赛，自己撰稿，自己磨炼，反复比赛。老师评判。根据评判意见再修改，再磨练，再评判。三次赛后，选出初三的一位女同学到泰州市参加全专区比赛。我手里有两份讲演稿，但是讲来讲去，评为第八名，也发了一份奖状。那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我的乡音又重。但是老师说你感情丰富，能打动人心。这是母校给我的最高奖励。
但是，也出了意外。乙班有个姓钱的学生，受敌特影响秘密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这是深刻的教训，敌人忘我之心不死，青少年是他们迷惑瓦解的对象。我们现在强大了，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万万不能丢失，学校也绝非没有敌人可钻的空子！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是这件事敲响的警钟。警钟长鸣！
虽是政治运动一件接着一件，南门北门的游行示威许多次，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按部就班。特别不忘的就是课外活动。有组织地进行。
篮球，组织循环赛。自动成立球队，报名参赛。我们几个矮同学被安排与初三的大高个子开赛。我们的球一出手就被抢走。他们的球在我们头上飞，根本挨不着。我们嘻嘻哈哈地在人空里穿梭，就是摸不着球。15分钟“穿”下来，吃了个“大鸭蛋”，有位同学还吃了一条“萝卜干”，手指头肿得象胡萝卜。
玩不到篮球，也玩不起排球，就去跳远，就去跨栏，跳高，铅球，铁饼，人家不玩，我们玩。反正嘻嘻哈哈，汗爬水流，铃声响了。还恋恋不舍。
运动会每学期一次。自动报名。前六名都有奖状。可以参加三项。我也参加，一个跳远第三名，一个百米乙组第四名，两张奖状，高兴煞了，但是，有人说，这是“小农经济”。农村怎样？人小又怎样？
我们班上有个孙铁山，个子高，身体结实，是百米甲组冠军。决赛的时候，他穿一件红“三角裤头”白色背心，两条腿几乎甩平了，飞也似的，看得个个眼直。我是第一次看这个比赛，第一次看到计时的马表，可惜，无缘摸一把。同学们也是第一次看到穿三角裤头比赛，女同学都靠后站。有同学说，他家是开肉案子的，他是独子，肉吃的多，劲长到腿上了。他代表学校参加县里运动会，还是拿第一。我们看他，他满脸红光。毕业考试之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他在外省某个单位工作，校友录里也在他的名讳之后加了括号。
我们班足额应该是65名。男生多，女生少。城上的多，乡间的少。乡间，临泽的多，赵素娥、赵仁阳姐弟；车逻居上庄居思奇、居维强、居福龄，一个庄子就三个！城上新巷口的多些，张毓华、张村生姐弟两个，汪梅，汪云，秦义，郑素兰。城上的同学里，我知道有两孤儿。一个是陶维本，一个是戴正礼。两位母亲都是靠给人缝补衣裳来养家活口。汪云似乎也是这种情况。
陶维本个子跟我一般高，稍长于我，体格也孱弱，但能努力读书。戴正礼性格稍倔，悟性是不错的，话里稍有些刺。他们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读书，读的都是国家急需的专业。陶后来在北京军事科研机构，母亲在故乡颐养天年。1965年我在张庭硕的家里见到她，她正在为陶维本准备结婚的衣服，喜气洋洋。戴，在关键时期说了可以不说的话，没有毕业就离校了，智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一段周折之后，回到邵伯镇小学里教书，建立家庭。母亲却长眠在南国某地。细节都在他写给我的信里。母亲，都真心望子成龙，但是各有际遇，谁能逆料。
赵仁阳与姚正阳，是我们班上“出去”的大才，而有奇遇。赵是南大数天系的，在北京天文馆观测星空，在别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坐住了冷板凳，积累了一些对星空的独家专访。国门始开，他走出去了，后来就不是中国人了。姚正阳也不是中国人了。刘老师告诉我，姚在校时，曾在一棵悬铃木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当初只是小刀留下的纤细的纹路，几十年过去，手指宽的刀痕，赫然在目。老师很以姚为骄傲。其实我们班上的同学，大都表现出色，在北京的一群尤其突出。姚给我打过两次越洋电话，感情极为诚挚热烈，他甚至还记得我父亲的生活细节，并问候他的安康，多重情感!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不能没有祖国。我们在化学课上知道拉瓦西、门捷列夫时，老师就郑重地讲过。后来又知道，拿别国绿卡时，是要举行效忠宣誓的，如果战争，必须保护所在国的利益！
我们班最出色的女生是始终微笑的汪云。无疑她是我的大姐，个子就比我高得多。她有幸生长在新中国，有幸成为飞行员，担当重任。我们是同时去读省扬中的。在那边他曾帮过我一次大忙；在我因病离开学校时，又带头集资给我买了珍贵的营养品。1955年12月之后，就没有见过。我遥祝尊敬的汪老太太福寿绵延！
如今我不时忆起的还有界首毛家邗来的毛正荣。我们同班同学近六年。他在镇江谏壁发电厂任党委书记，我给他写过信，知道他虽为党委书记，两个儿子的工作，却是听政策安排，心底无私。他大约好酒，应酬也比较多，在一次宴请中突发急性胰腺炎，不治。这个细节是他同村青年告诉我的。这个青年说，毛正荣是他们村的骄傲。
无限风光在险峰。登临时不畏险阻，毕竟容易；提防峰在脚下的危险，却须持续修持。所以那青年评价他的英年早逝说：“我们村里最大的损失！”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是毛玉文先生。
我经常想起的是张毓华同学，她厚道，常帮助我。我一米三几的个子，扫把约有我半身高。她总是说：“我来换你！”可惜有人告诉我，他患癌症长眠于北京。我的眼面前，还是一个短发圆脸，时不时一笑眼睛一亮的她。女同学聚在一起玩“拾棋子”，她就站着看热闹。而我有时又是看看热闹的人，这一天，必定是我当值日生，等着扫地。
下面说说我自己。
1956年底，父亲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
我们家原也是自耕农。祖辈都在种田，祖父分家时，背着几十吊钱的债务。父亲在舅家扶持下，从江苏省界首乡师毕业，他使家庭命运得到一些改变。他是祖父迟到的独子。1938年毕业，一直做小学教师。1942年受界师同学，当时中共高邮县委书记县长江涛的召唤，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48年在二分区担任地下交通员，活动在沪宁一线。1956年被“肃反五人小组”认定为历史反革命，但不作反革命论处。1958年春，复判为反革命罪，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他可以在城居住自寻职业，但是选择回乡。1979年摘帽，1980年彻底平反。二十一年间，年年申诉，我们也在期待。平反后一直教职业中学，七十岁离休，九十岁离世。
1956年2月，我曾任县城区职工学校代课教师，1958年2月之后数年间，曾间断担任过农业中学教师，公办小学代课教师，民办小学代课教师，总共約三学期。1958年7月到10月初，我还在安徽省蚌埠空气压缩机厂做了近百日的徒工。那时我上城找陈翘同学，寻觅治疗肺结核病的土方“羊胆粉”，碰巧得到招工的消息，想跟他一起去。他们说，农村户口的不要。我就自己写信给厂里，表示虽是回乡青年，却愿意为工业建设出力。厂里欢迎，厂党委发了回信。我就高高兴兴去了。地方上有人嫉妒，虽然厂党委再次开证明，就是不给迁户口；虽已被评为厂里唯一的优秀学员，还是离厂。回来就被派到大运河拓宽工地，将近二年。后来在一个分片办公室里工作，又二年多。1964年9月1日起，成了“半路出家”的农民。这年26岁，离校整十年。翻翻整箱的课本，不觉好笑。1975年三月，由公社介绍到高邮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做轮换农民工，成了农民出身的农业技术员，小麦高产研究组组长。1978年9月由薛汉老师介绍到临泽中学担任高中民办教师。1985年转公办高中教师。1998年7月退休。在高考补习班工作到70岁。此后十几年中，三次送进医院抢救，得幸存。
我在高邮县初级中学，从1950年9月1日到1953年7月14日。从虚岁13到16。缺课总共约三个月。
初一甲班健在的同学中，我可能是话多的一个。
我的生命来源于父母，我的生活依赖于生存的时代，我的一切追忆自然打着时代的烙印。说良心话，我现在过的日子，是经历中的颠峰。我将继续攀登。
2022年6月8日星期三高邮锦绣缘三栋402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