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这个“志”：上面是“士”，下面是“心”，有心之士，即是志。
那么，何为“士”？
《孟子·尽心上》的一段对话，对“士”的阐释，简易直接。
王子垫问：“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认为，所谓“士”就是要志向高尚、施行仁义，“居仁由义”就是“士”的基本条件。
当孟子向王子垫解释了什么叫“士”之后，弟子桃应出了个难题：“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皋陶是舜的臣子，分管法律，算是司法负责人；瞽瞍是舜的父亲，但是心地不好，经常作恶，而且还带着其另外一个儿子象一起作恶，但舜极为孝顺，最终以孝行感动了瞽瞍和象；王阳明被贬谪贵州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象祠记》，就是借象来赞扬舜的德行。
桃应假设的这个难题，确实很难办，就算志向高尚、施行仁义的皋陶，面对领导的亲属犯了法，那么，在法律与人情方面，如果要做选择，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合适呢？
孟子回答：“应该要把瞽瞍抓起来。”
桃应说：“难道舜不会阻止皋陶吗？”
孟子说：“舜怎么会阻止呢？瞽瞍杀人，理应被抓，皋陶去执行法务当然是有依据的。”
桃应再问：“那瞽瞍被抓了，舜又会怎么样呢？”
孟子回答：“舜会抛弃天子之位，如同扔掉一双破鞋一样。然后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沿着海边隐居起来，一辈子快乐得很，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这个故事在《孟子·尽心上》中，是紧接着孟子关于“士”应该“尚志”的章节之后，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假设，我们不去评价这件事的对与错，但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孟子在处理现实问题的价值观导向，很显然，他是把“居仕由义”放在第一位，皋陶秉公执法，无可厚非，舜在法律与亲情之间，也必然要顾全大局，宁可牺牲个人贵为天子的重大利益，既成全了皋陶之德，又成就了个人之孝——当然，舜的个人处理放到现在是否妥当，那又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我们继续谈“士”。
《论语·学而篇》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胸怀远大的理想，担当伟大的使命，即是“士”。
在此基础上，这就比较符合王阳明对“立志”的逻辑定义，所谓立志，在王阳明看来不是简单的从事一个职务，而是一个精神导向、一个崇高理想、一个伟大使命——这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生生不息的使命——人，就是为这个使命而来的，为使命而生、为使命而死。
再来看“立”字，《论语·学而篇》说“本立而道生”，在我看来，则“志立而本生”，立志是安身立命之根基，是大本达道之起点。“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所谓格物，即是格事物的本，而不去徒劳于事物的末。
万事万物的本是什么呢？
曾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孟子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亲自跟着孔子学习圣人之学，他只能从孔子的言论、曾子等弟子的言论、子思（孔子之孙）的言论以及亲身向子思门人学习之后，去感悟与体证圣学；
所以，在曾子《大学》的这句话后面，孟子补充说，如果说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那么家之本就在于身；
如此看来，王阳明所谓“立志”，就是立身、立命，就是修身之根本，就是要让人明白，人这一生，可为与有为，进而全力以赴、与时俱进、尽心而为。
以上摘自《江波讲传习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