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萧良有
汉称七制 唐羡三宗
hàn chēng qī zhì táng xiàn sān zōng
【注释】
（1）称：称道、赞扬。
（2）七制：指西汉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宣帝刘询，东汉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
（3）羡：钦慕。
（4）三宗：指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唐宪宗李纯三朝。
【语译】
“汉称七制,唐羡三宗”。说得就是汉代有七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唐代只有三位。
【人物故事】
汉称七制，典出王通弟子编撰的记载王通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集《中说·王道篇》。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为其然？”子曰：“呜呼！惟明王能受训。”收曰：“无制而有训，何谓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无制而有训，天下其无大过矣。否则苍生不无大忧焉。”
《中说·述史篇》
杜淹问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问贾谊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
所谓汉称七制中的“七制”，实则是“七制之主”的省略称呼，而七制则是这七个君王在统治期间所发布的政令和建立起的礼仪制度。两汉共二十五帝，享国四百零五年。
汉朝开国之君刘邦，江苏沛县人，秦朝时曾担任泗水亭长，响应陈胜、吴广，起兵抗秦，人称沛公。与项羽争夺天下，后项羽失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即帝位，建立汉朝，起初定都洛阳，不久迁都长安。刘邦在位期间，依据秦律，命萧何订定《汉律》九章，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减轻赋税，与民休养生息，为汉朝政治经济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继续实行高祖“与民休息”的政策，采黄老之术，行无为而治。文帝一生自奉俭朴，仁政善政史不绝书，于朝堂上设立進善旌、诽谤木，鼓励人民進谏直言；奖励农业，多次减免赋税；谨慎刑罚，废除肉刑；使得经过长期战乱而凋弊的社会得到休养，政治安定，人口增长，民生富庶，府库充足，国家财力大增。
汉武帝刘彻是汉朝在位最久的一位，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以儒生为相，内政治清明，外消除外患，为汉朝的全盛时期。武帝兴水利，治黄河，促進农业生产，将盐、铁、酒、铸钱等收归政府专营，压制地方富绅，增加了府库的收入。汉武帝武功卓著，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多次北伐匈奴，虽然未能彻底征服匈奴，但匈奴的实力已削弱不少，到汉宣帝时，终于投降。此外，武帝还通西南夷、平南越、灭朝鲜，使汉朝声威远播，开拓了二万里的版图。
西汉第十帝宣帝刘询为武帝的曾孙，因巫蛊之祸流落民间，对于汉朝的政令利弊感受颇深，于是继位之后兴利除弊，对各方面的政令、制度做出了合理的调整，主要功绩在于完善。如吏治上，实行父母官的久任制，郡守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这是针对实际操作中产生的问题。汉宣帝对此进行了改良和调整：对于这样的官员，除了严格考核之外，不轻易调动，纵使有功会选择以加俸、封侯等其他的方式嘉奖。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也有许多改良的例子，在此不一一列举。在军事上，彻底威服周边国家，匈奴来朝，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在经济上，汉宣帝除了调整完善汉法之外的创举是建立了“平仓法”，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防止谷贵伤民，极大地改善民生，维持稳定。一直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此法都一直被各朝运用。另外，汉宣帝明确地提出了统治天下外儒内法的总纲，一方面推崇儒学，一方面修明法制。《汉书》载，汉元帝为太子时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王道即儒，霸道即法，后世君王治理天下，盖不出此类。汉宣帝时期，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稳稳地成为了四方宾服的诸国之首，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业，庙号中宗。汉武帝虽然是英武开创之主，但是人民生活水平不增反减，盐铁官营也是与民争利的政令（后世沿用），本不配有庙号，汉宣帝为了彪明正统，为之争取到世宗庙号。
西汉末年外戚专政，汉平帝时，王莽总揽朝政。平帝死后，王莽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摄皇帝”，随后又改称“假皇帝”，以摄政的名义把持朝政。最后假戏真做，自立为帝，国号“新”。王莽末年，旱灾、蝗灾连年，民不聊生，各地反抗势力纷纷窜起，其中以绿林军、赤眉军的实力最坚强。汉高祖的九世孙刘秀加入了绿林军，在昆阳一战中，他凭着过人的胆识，以寡敌众，歼灭了王莽的军队主力，给予王莽政权致命的一击，而刘秀也因此战而成名。经过十多年的争战，刘秀终于讨平各地割据的群雄，统一天下，恢复汉室，建立了东汉，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人宽厚仁慈，崇尚节俭，勤于政事，即位后偃武修文，对内兴建太学，尊崇儒术，表彰气节，使人伦风俗渐趋淳美；对外恩威并施，四方夷狄归服，国势昌盛，号称“建武盛世”。
东汉第二帝汉明帝，孝明皇帝刘庄：引进佛学、北击匈奴、遣使西域、严防贵戚、权不借下、为政苛察、吏治清明。刘庄接手的汉朝情况和汉文帝、汉宣帝接手皇位时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大战之后国力下降，国内外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因此他们的作为和成就方面也都是大同小异，通过各方面的操作，最后使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面的实力大大加强，重回霸主地位，汉明帝得庙号显宗。汉明帝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为政态度：为政苛察。汉文帝、汉宣帝两位休养之主都是以仁厚为本。原因在于汉文帝、汉宣帝并非第一顺位继承人，得位之后需要布以仁德，并且上一代君王为政严酷。而汉明帝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名正言顺，并且光武帝秉持仁厚——也就是说上下代君王之间为政宽严相济是比较理想的政治节奏。汉明帝独有的创举就是引进佛教，这对后世影响巨大；另外汉明帝对于外戚、宗室和豪强权贵的全方位成功防控也为后世君王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范本。
东汉第三帝汉章帝，孝章皇帝刘炟[dá]：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汉章帝为政宽和、刑罚疏减；与民休息、励精图治、维护丝路、雅好儒术、开创章草。汉章帝最大的特点是大力推崇儒学，并且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贯彻儒家思想，树立“仁义之君”的形象，为统治加强了思想基础。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面都是受了汉明帝遗泽，并未有创举和多大发展。然而思想有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武器，汉朝以前也推行儒学，但实际上外儒内法，只选择儒学中最有利于统治的方面加以推崇，儒学地位并不甚高，典型的如汉明帝依法治国。因此单凭他对儒学空前而彻底的推崇，儒学后生将之列为七制之一也并不勉强。
这就是汉朝的“七制之主”，西汉东汉，前四后三。文中子王通极力推崇这七个人，跟孔子极力推崇文、武、周公的原因是一样的。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说：“我喜欢夏朝的礼制，在夏的后代杞国那里找不到充分的证明。我学习殷朝的礼制，在殷的后代宋国那里还保存了一些（但也留存不多或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我学习周朝的礼制，现在还通用着，所以我遵从周礼。”一个国家的统治离不开礼乐制度，必须通过种种制度来维持社会的安定有序发展。而礼乐制度的制定如果是从无到有则必定很艰难，并且容易伴生种种不可预知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个模板作为基础进行增删，对于东周春秋时期应该以什么时期的礼制作为模范，孔子认为应该选择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时期的礼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时期的礼制，是参考夏商礼制、结合周朝的实际情况，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实行过程中去伪存真，剩下来的经得住考验且卓有成效“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以文王、武王、周公时期的礼制作为模范，就已经包含夏商礼制的精华了。第二，夏商礼制距离东周末年时间过于久远，流传下来的已经只剩一些残破的碎片，不足以用来参考，并且剩下来的也受到周朝礼制和生活的影响有了变异；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第三，夏商时期社会的主体还是氏族（强者为尊），奴隶制；周朝的时候社会的主体是诸侯大夫士，封建制（讲究师出有名）；社会形态不一样，因此文、武、周公建立礼制的时候，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很多实用且成功的创新，如果抛弃这些去推崇直接参考夏商礼制，是舍近求远，失去了更加符合现状的礼制。
而到了文中子所在的隋朝时期，文王、武王、周公时期的礼制已经像孔子时期的夏商礼制一样，很多地方不适用于当下了，因为社会形态再一次发生了改变！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就正式进入了帝国时代。刘邦没有傻乎乎的去“法先王”，实行三王时期的礼制，分封诸侯遥尊天子，这个傻乎乎的人是项羽。刘邦与时俱进，选择了更适合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秦制度，也就是帝制。这个划分要看主体，至于帝制时代的分封行为，那只是封建时期所遗留的影响；一直到满清蓄养奴隶都是合法的，你不能说它是奴隶制社会，这只是奴隶制时期所遗留的影响。我国古代从秦朝直到满清，都是帝制。由于短命的秦朝是失败的典型，继承了秦朝遗产之后，长命又昌盛的汉朝自然是帝制制度的探索者和完善者。因此文中子王通如此盛赞“七制之主”，因为它们对于帝制社会的地位和“文、武、周公”对于封建社会的地位是一样的。因此文中子的说法就是孔子说法的新时代运用，都是对当下应该以什么时期的制度作为模范制度的思考与主张：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中国的制度就是在数千年中不断继承、发展和创新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拿奴隶制为例，从原始时期人们觉得胜利了把人吃掉不太划算开始有了奴隶制，一直到满清灭亡“人人平等”写在宪法里奴隶制才彻底消灭，这是继承；奴隶制在各朝代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制度，这是发展创新，最后我们消灭了奴隶制，这也是创新。为国者，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时候该继承什么，什么时候该发展，什么时候该创新，与时俱进、与时消息，如此一个国家就能很好地走下去。这也是文中子推崇“七制之主”的原因之一。并非是要照搬七帝制度，因为它们的制度每一代都有调整，都是视实际情况而定。推崇他们，因为同样是帝制，这七位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最终使国家强大、人民安乐（这个武帝不算），这样成功的案例值得借鉴和学习。这才是正确的崇古方式，而非一切照搬古代：“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开创了中国上的黄金时代。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他的名字有“济世安民”之意，“贞观”是他的。太宗即位后，以隋朝的覆灭为鉴，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减轻赋税繇役；军事上施行府兵制，兵农合一；提倡文学，并加强科举取士的制度。太宗的贞观之治的最大成就在人治，他的开明作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最为后世所称道。对四方的经营他也很积极用心，派兵征服东突厥，平定高昌、吐谷浑，被西北各族尊为“天可汗”。他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中原文化進入西藏。太宗文治武功兼隆，大唐帝国国威远扬，对东西方文化均影响深远，中西文化交流，开创出灿烂绚丽的大唐文化。
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年号，玄宗结束了韦后、太平公主的帝位之争，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清廉公正之士为相，锐意改革，注重吏治、经济生产，清查户口，兴修水利，奖励农业，开创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后期的中兴君王，宪宗即位后对割据的藩镇强势用兵，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幌镇割据，暂时恢复了唐朝统一的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