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士绅桑国权
桑盛玺（1900-1969），字国权，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午时，卒1969年6月17日于台湾，葬在小郢后（大郢山西），娶杨氏，继娶江华轩次女，又娶任素珍。子三：坤家（子三：和浩，和荡，和九，女四），巽家（子三：乔宝、雪宝、宏宝，女三），增家（子三:和藻、和雪、和概，女二），女五：润家、素家、叔家、洁家、明家。
桑国权，从小家境贫寒，家里没有土地，没钱读书。时任桑家族长的桑盛钧（字秉衡，1885年-1941年）发现他聪明过人、机智灵活，是可造之材，就用祠堂公款培养他读书，后来他考取凤阳师范学校。凤师毕业后，桑国权和胡坦一起在戴巷教过书，不久又被任命为桑大郢乡长（国民党桑大郢联保主任、联队大队长），同时兼任桑家族长。
桑国权秉承几百年来桑家政治中立的传统，同时也深谙动乱年代的政治平衡之道，虽然身为国民党乡长，但对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武装也保有同情和支持，不失民族之大义。他和汪道涵、赵启民、胡坦、张伯鄂（桑的义子）等许多共产党人士多有来往，有十几位新四军地下人员以帮工的身份长期住在桑家。桑国权曾经给新四军捐了七千斤粮食，也曾代表桑氏家族为国民党捐助了许多抗日物资（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桑家渡口，在桑国权的默许下，后来就成了共产党新四军转运物资的集散地，成了新四军过往女山湖南北的红色通道。据汪道涵《关于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始末》一文记载，1940年春，桑国权和汪乃迁组织的800人的自卫队有一大半被汪道涵整编到抗日武装队伍中，成立了殷庄抗日游击队，隶属于新四军十团编制，可见其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后来虽然受日伪桑戴区区长徐进贤之托，任大郢乡伪乡长，但他不做与新四军为敌、与人民为敌的坏事，虽有“伪”之名，而无“伪”之实。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数次被抓，数次都能被平安获释的道理。
当时国民党曾怀疑桑国权通共，说他家当时收留的都是共匪。国民党秦县长准备除掉桑国权，带二十多条枪来苏巷要法办桑国权，由于桑事先得到消息，也准备了二十多条枪，秦看情况不妙，就没有动手。
曾任安徽省副省长胡坦同志，在提及桑国权的为人时，介绍了一件事：在抗战紧张阶段，汪道涵同志的爱人戴夕可偶然生病，而且病得很厉害，不便随军疗养，当即写信派人把夕可同志送交与桑国权，叫他对这一病员要十分重视，妥为保护，善与医疗，适当调养，直到完全恢复健康，将记你一大功。桑果小心翼翼，一一照办，让老婆细心照料二十多天，直至康复，出色地完成任务。从中可见，汪道涵对桑国权不是一般的信任。胡老说，桑国权虽顽不硬，这样的人是可以教育争取的。
1945年4月，朱云谦率领新四军四路大军，发动全面消灭旧县、津里以及桑、戴各地顽政权的战斗，“四霸天”有的当场击毙（如潘秀琪、伪大队长李超），有的逮捕开公审大会法办（如吕介甫）。唯独桑国权只带去加强教育，叫他相信政策、认清形势，几天后就放他回去了，因为他为新四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许多政策还不明朗。桑国权为安全起见，于1951年出发去香港，在那里暂住几个月，1952年到了台湾，进了当地的养老院，那边称作“仁爱之家”。1969年桑国权病逝于台湾，1989年，两岸关系缓和，桑和梅父亲桑永黎等一行十二人将桑国权的骨灰带回大陆，安葬在桑大郢附近的山西，阔别多年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桑春庆（2025年4月16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