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农田里常年稻黍瓜蔬不断。小时候，春耕开播前或秋收后，因人口变化，要重新分田，有时用编号的小纸片抓阄，有时用草根抽长短，看谁手气好，好田易于耕种，有水源。干旱时，旱地和湿地收成不一，分到山地、沙地的宽窄不同，洋田多户人家共有，田边两头立两根棍子，拉上一条绳，区别不同户主，就是有人有田，没固定田地。

　　但有一点我清楚。父亲热爱他的土地、他的农田，干活是个好把式。我改革开放那年出生，在农村长大，按理说我离土地不远，应该和土地很亲，会干活，但我不会犁地、插秧，这些都是技术活。比如插秧，横平竖直，直线拉过一样，我连在田头立定看三分钟，好像都没有。给地瓜追肥，除了拔草，其他的活我也不会，即使让我做，也做得很烂，狗趴样，得不到父亲的认可，他差不多要把我赶掉，实在看不下去，我给地瓜伤筋动骨，我只适合在田边晒太阳，脸膛黑黑，看云聚云散。

　　父亲的农田，一年一年地长，有时也长杂草，比如在茂密的雨季，野草长得疯狂和顽强，乌黑乌黑高大茂盛，草盛豆苗稀，父亲耕作失手的结果，就是到了收成季节，没收到多少谷粒，收获了一堆杂草。或遇到天灾，比如哪一年，天气刚好很热，见不到半丝雨星，禾苗刚要长穗，田地笑呵呵地裂开了口，谷穗没长出来，或遇到病虫害，或施肥不甚合理，父亲以前的一些经验不灵，或者没及时了解禾苗长势，或者自己忙，打了小盹，总之疏忽的结果，就是地里的收成不大理想。

　　我们一天一天长大，终于有了一点想法，开始想认识这个陌生新奇的世界。比如说，我七八岁时候，20世纪80年代末，我读小学一、二年级，在父亲的农田里挖泥鳅，在春暖花开时节，儿童散学归来早，在父亲的油菜花地里捉蜜蜂。父亲整天忙碌，因多了几张嘴，日子过得紧巴巴。那时种田，要交农业税，父亲总及时上交。

　　从父亲嘴里得悉，大集体解散时，我们小生产队第四小组共有三十口人参与分田，我们一家六口，分得了小生产队五分之一的田。以后田地不变，人口有变，我爷爷过世，我大姑出嫁，我堂哥他们未婚娶，我们这一房人比较少，既然有按人头多寡年年分田的惯例，每年乡亲都要在田间碰一下头，重新分田。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麻烦，想把农田固定下来，父亲反对，考虑到我们未成年人，还没娶媳妇，到时有人没田，没饭吃，他不支持把田地固定下来，直到大家人口相差不多，才最终把田地固定，这大约是二十余年前的事。

　　大集体解散后，农忙时节，大家互相帮忙，你帮我割稻，我帮你整畦，其乐融融。还养了一头大水牛，我们童年的悲摧岁月从放水牛开始，大家按人口轮值，一人五天，我们要放一个月的牛，因此我姐没读书。

　　牛是农民的宝。我曾在安溪档案馆里翻过民国档案资料，当年为了保护耕地，各地禁止屠宰耕牛。大水牛有铜铃般的大眼睛，圆月弯刀的犄角。我们家的那头大水牛，有次在溪边吃草，不慎踩到破瓦罐上，左后脚受伤化脓，我们请来村里的兽医，还有一大帮人，在一块空地上铺上干草，把大水牛扳倒，用镊子把碎瓦片取出，消毒、洗伤口、包扎，喂它新鲜的青草和清甜的地瓜条，大概我十岁时候。后来，大家觉得养牛碍事，隔壁村子也有牛，牛在路上相遇爱打架，这苦了孩子，拉扯不住，有时还贪嘴偷吃了禾亩，大家决定把大水牛卖掉。在没有耕牛的日子里，大家只能用锄头翻地，或请有耕牛的人来帮忙，不知啥时候村口出现了手扶拖拉机，有人用拖拉机犁地，铁牛犁地效率高，可惜好景不长，铁牛在山区的使用机会不多，有人开始在农田里种茶叶，茶叶更见效益。

　　与父亲农田紧紧相连的是水渠。我们自发地在小溪里筑了很多水坝，开了很多水渠，大小不一。每年开春，村大队都要组织人力修水渠，自带锄头畚箕，挖沟填土，后来还开了机耕路，路上见到摩托、拖拉机身影。水渠敷上了水泥，铺上沟槽，修了堤坝，引来清澈的溪水。父亲的农田变成了沃野，不但生产粮食，还有茶叶、瓜蔬。

　　我参加工作几年，父母年纪渐大，离开了土地，父亲的农田也不用再交农业税，相反每年还能得到政府补贴。父亲的农田从年年分到固定，从交农业税到领取政府耕地补贴，修了机耕路，重新整修水渠的变迁中，我们从放牛娃变成了中年男人，家里卖了耕牛，我们远离了土地，好像就在眼前，我们刚做了一个梦。

　　父亲的农田，按理说，或说不出意料的话，终将会交给我们，我们传递给孩子。但这似乎已不大可能，我们已远离土地，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已经不清，我们敬而远之，我们的孩子，他们怎么想的，我们更不清楚了。闽南话说的，三百年五百主，农田的流转是土地命运的变迁，有人就有田，这更像颠簸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