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木工活，做的既省料又耐用，而且样式美观大方，所以整日不闲，这个村里的活还没干完，那个村里的活就已经预定好了。

        那年代缺钱，连做木工活也是挣工分。他整日在外做木工活很少回家，家里的一切留给母亲打理和照顾，虽说日子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大姐每月的二十元工资补贴家里，还是稍微好些。

        哥哥、三姐、四姐都已上学，二姐在家照看我和小妹洗衣做饭。母亲则白天去地干活挣工分，夜里用手摇纺花车纺棉花，（把棉花搓成长条，在手摇纺花车上纺成线），因为姊妹们多，一个个都得穿衣穿鞋，全靠母亲一个人做针线活。

        七十年代初，买布得用布票买，又是凭工分吃饭，当时布票紧缺又没钱，人们穿衣穿鞋大多靠双手亲自做。母亲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纺花做针线活到十二点多才能入睡，整日累得腰酸背疼，两只手纳鞋底子，全磨出厚厚的茧子 ，但看到被窝里呼呼大睡的孩子们，心里充满一丝温暖。

        光纳一双鞋底，最快也得四五个夜晚，那可是一针接着一针，扎过来穿过去，密密麻麻，千针万线，直到整只鞋底无一缝隙才算纳成，然后做鞋帮、上鞋一直到鞋做成，至少得七八个夜晚。

      衣服大多也是用自己纺出来的线，再织成布经过裁剪，最后一针一线用手缝起来的。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可想而知在哪个年代，做为七个孩子的母亲，要想把每个孩子养大，得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得付出多少个千千万万的夜晚，只有亲身经历过的母亲，才能深深体会到那种不易。

        姊妹七个中，二姐脾气最好，忠厚老实，经常照顾我们任劳任怨。这么好一个二姐，隔三差五还受哥哥欺负打骂。因家里就他一个男孩，所以姐妹们都让着他。

        每天放学回家，只要二姐饭没做好，哥哥伸手就打。有时因为一点小事，他拿着木棍就往二姐头上打，母亲在家时训他，可好不上两天，又开始打二姐。二姐认为自己是姐姐，从不舍得还手，正因为她的忍让不还手，导致哥哥变本加厉，越打越凶。二姐的头上，往往是旧伤没好，又添新伤。

      一次，父亲从外面干活回来，正好碰上阿宝正在打二姐，一气之下，把他拉到屋里，扒光衣服，用绳子使劲地抽打哥哥。

      ：“妈妈，妈妈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哥哥边哭边叫 。

        母亲听到哥哥哭叫声和抽打声，像万箭穿心难忍，急躁地拍打着门，声具泪下：“孩子他爹快开门、快开门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父亲任凭母亲怎么相劝，却铁了心肠继续抽打。

        二姐眼看因自己惹下祸端，让弟弟受挨打，心里无限难过，忍着疼痛在门外大声哭喊：“爹，你不要打了我没事，我就这一个弟弟，打死了就没有弟弟了，快开开门，不要再打了，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了爹，好不好？以后我再也不和弟弟打架了，求你放过弟弟吧！我就这一个弟弟呀！”

        顿时院里、屋里哭声一片，一股凄凉的气氛弥漫整个小院。父亲的心被一点点融化，听着二姐懂事善良的话言，含着泪停了下来。哥哥全身上下青紫、充满血丝，一道道、一凌凌伤痕累累。母亲心疼的抱着哥哥泪流满面。从此，哥哥再也不敢打二姐了，家庭终于恢复了平静。

        1976年春，母亲的一位朋友在县城上班，捎回来一麻袋纯棉碎布头。碎布是让擦机器用的，全是巴掌块大，可能嫌太小没用，看我们姊妹多生活困难便让母亲拿回去，拼几件内衣给我们穿。

        母亲白天去生产队干活，夜里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手上磨了多少个血泡，才缝出来两件秋衣给我和小妹穿。那两件无数块碎布拼接起来的衣服，是黑蓝色搭配，像地图一样美丽亮艳、有大有小、形态各异，我和妹妹穿上舍不得脱下，因为那与妈妈往日做的粗布衣不同，感觉软软的、轻轻的、舒服多了所以特别高兴，爱惜得不舍得脱去。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母亲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让我们挨饿。每天从地里挖野菜捎回来煮着吃。野菜挖完了，就摘树叶吃，那时的杨树叶、槐花、榆树叶、都是好菜盘中美味。

        那时候，我的二姨在乡里养猪厂喂猪，猪厂里猪多，过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都要死掉一头，猪死后被埋到地里。二姨心疼我们家人多没啥吃，便天黑跑来告诉父亲猪埋到什么地方。父亲连夜跑到地里，把埋在地里的猪拔出来带回家，让我们美餐几天，那便是我们最幸福最盼望的生活。

      日子虽然清贫艰难，一大家人相夕相处、热热闹闹，父亲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懂事，脸上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