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值的荣誉

我坐在书房地上，面前摊着一堆红本子。

退休三年了，这间屋子越来越像个仓库。儿子的电话今天又催：“爸，房子挂出去了，买家下周要看房，您那些东西赶紧处理。”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这一摞，三十七本。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教学能手、先进工作者、辅导竞赛一等奖……最早的一本是1987年的，封面烫金字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里面的字还是手写的，蓝色钢笔，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刘志强同志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那年我二十七岁，刚从村小调到镇中心小学。拿到证书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把证书看了三遍，回家路上骑自行车都觉得轻快。老伴说我傻乐了一星期。

现在我把它们摞在一起，用手掂了掂。大概三四斤重。三十七年教书生涯，就浓缩成三四斤纸。

我想起老王。

老王去年走的，我们同一年参加工作，一起在村小待了八年。他比我还能干，冬天背学生过河，夏天修漏雨的教室，连续十五年当班主任。他的证书比我多，满满一抽屉。

葬礼上，他儿子抱出一摞证书，问阴阳先生要不要烧。先生说烧了好，上路用得着。结果在河边点了半天，塑封膜烧不着，里面的纸冒着黑烟，卷成一团焦黑的疙瘩。他儿子急了，一张张撕开烧，风一吹，灰烬满天飞，呛得人直咳嗽。

最后也没烧完。他老伴蹲在地上，把剩下的捡起来，拍掉灰，红着眼眶说：“算了，留着吧。”

收废品的老张过来看了一眼，摇摇头：“这种本本不收，纸不干净，胶太多，化浆都费劲。”

我当时站在人群后面，一句话说不出来。

现在我面对自己的这一摞，突然理解了老王老伴的心情。

扔？舍不得。每一本背后都是一段日子——1998年抗洪护校，我在学校守了三天三夜，水退了一看，教室保住了，自家厨房塌了半边。2003年非典，我住在学校两个月，每天给学生量体温，夜里睡办公桌。2011年县优质课比赛，我准备了一个月，教案改了十几遍，上课那天嗓子哑了，含着金嗓子喉宝讲完。

这些事，除了这些红本子，还有谁知道？

不扔？结局我已经看到了。等我也躺进那个小盒子，这些东西要么被子女当废纸扔掉，要么跟老王的一样，烧不着、卖不掉，最后不知流落到哪个角落。

我拿起一本，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我和一届毕业生的合影，黑白照片已经泛黄。前排蹲着的那个瘦小男孩叫栓柱，家里穷，冬天穿单鞋，脚冻得通红。我给他买过一双棉鞋，他妈妈后来提着一篮子鸡蛋来谢我，我没收，她站在校门口哭了一场。

栓柱后来考上了师范，也当了老师。去年他来看我，头发也白了，说他也快退休了。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老伴在客厅喊：“老刘，你到底收拾不收拾？儿子说了，那些证书要是没地方放，就拿楼下回收站问问。”

“不问。”我说，“我自己处理。”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只是不想让它们像老王的那样，在河边冒一阵黑烟，然后被人嫌弃“白送都不要”。

我想起一个办法。

我找来一个旧行李箱，把这些证书一本本码进去，又把这些年攒的学生来信、毕业照、备课本，一起放了进去。拉链拉好，推到床底下。

老伴看见了，问：“那是什么？”

“没什么，”我说，“一些旧衣服。”

她没再追问。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床底下那个箱子。它会在那儿待多久？等我走了，儿子翻出来，会不会打开看一眼？还是直接连同其他杂物一起扔进垃圾车？

我不知道。

但至少现在，它们还在。那些红本子还在证明——有一个叫刘志强的人，这辈子认认真真教过书，对得起讲台，对得起学生。

虽然它们已经不值钱了。

虽然这个世界可能不再需要它们的证明了。

但我还需要。

哪怕只是在床底下，安静地放着。

窗外，山麓那边的灯火明明灭灭。我关了灯，黑暗里，那些红本子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下，像一群沉默的老人，挤在一起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