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财政收入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为税收)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为卖地收入)组成。2026年1-9月我国广义财政收入同比各项增减变动如下:增收引擎(正向拉动),税收多收:+8042亿元。这是最大的压舱石。其余项净增:+882亿元。包含非税收入+374亿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508亿。
减收拖累(负向拖累),卖地少收:-6215亿元。这是最大的漏水点,卖地跌幅从2025年的-4.2%重新扩至-27.9%,说明土地市场在2026年前三季度遭遇了断崖式的二次探底。最终结果,净变动:+2709亿元(8042 + 882 - 6215 = 2709)。
税收增量(8042亿)几乎是卖地减量(6215亿)的1.3倍。正是靠着税收的强劲发力,硬生生填平了卖地收入大跌的巨坑,才勉强换来广义收入1.4%的微增。
窥探一升一降背后的经济图景,这组数据反映了我国经济当前深刻的结构性转型特征:1. 税收多收反映经济基本盘与新质生产力的韧性。税收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在卖地收入如此暴跌的情况下,税收能超收8042亿,说明实体经济、企业利润、居民消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在2026年前三季度保持了相当不错的复苏势头。
这暗示了国家在产业升级、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税基正在快速扩大,逐步替代了传统房地产相关的税基。
卖地少收印证房地产与土地财政的深度调整。跌幅从-4.2%扩大至-27.9%,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这表明房企拿地意愿极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已经遭遇根本性挑战。这不仅是房地产周期的下行,更是我国经济增长动能从土地城镇化向产业现代化切换的阵痛期。
非税收入发生微妙增长,其余项中,非税收入增加了374亿。在当前地方财政紧平衡的背景下,非税收入的增长往往容易引发关注,例如是否有地方为了弥补卖地亏空而加大罚没收入或盘活国有资产。虽然绝对量不大,但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开源方面的努力。
虽然净变动是正的(+2709亿),但这背后隐藏着几个不容忽视的矛盾:1. 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温差,
税收大多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的,而卖地收入(政府性基金)绝大部分归属地方。因此,宏观上的税收补卖地在现实中并不能完美对冲。中央财政可能相对宽裕,但基层地方政府由于失去了卖地这块最大的直接财源,面临的债务化解、保基本民生、保工资等压力依然巨大。
2. 广义收入增速(1.4%)远低于经济增速预期。说明财政收入的弹性在减弱。为了刺激经济、减轻企业负担,国家大概率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税收的绝对增量。
3. 卖地收入的底在哪里?如果跌幅-27.9%还不是底部,如果后续继续深跌,单靠税收增量(1.3倍的对冲比例)是否还能长期撑得住?毕竟税收的增长受制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盘子,不可能无限期超高速增长。
土地财政退潮已成定局。必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收入端紧平衡的状态下,支出端必须提质增效。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将有限的资金更多投向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和促消费领域。
需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卖地收入的剧烈萎缩直接冲击了地方城投平台的偿债能力。中央需要通过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债务置换等方式,帮助地方平稳度过化债阵痛期。
需呵护税收增长动能,既然税收已经成为广义财政的绝对主力,就必须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稳固外贸外资,确保实体经济能够持续贡献税收。
由此不难得出,税收展现了强大的经济托底能力,对冲了地产下行带来的史诗级冲击;传统的土地财政引擎已经熄火,地方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收支重构压力。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换挡,而财政数据的结构变化,正是这场宏大转型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