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凯“孟子系列印章”述
非亚
与书法直追魏晋不同，汪凯除了部分精力用在推广新兴的刻字专业（作为中国刻字的领军人物，这也是他自觉践行的使命），至少十年潜心在古文字中间，尤其醉心于金文大篆。其在书法篆刻领域的开拓，几近因循着一条刻意安排的艰难掘进之路。十年来，很少见他写别的字体（教学除外），涉笔必篆籀，墨浸秦前，满纸古烟。时人甚是不解：这些字，不要说普通群众，就是专业书者，能够真正识得也寥然无几，很多人认为他哗众取宠，不循大道。基于认识的局限，美学意义的欣赏更无从谈起，在这种非常小众的荆棘之路穿行，必须忍受孤寂与落寞这种身心两面的侵袭。这对于他，究竟值得与否？
2015年，汪凯出版了《古印章探微》一书，这本书作为他多年来潜心篆籀的回答，解决了一众人员对他的狐疑。他对于古文字的研究，尤其是古印章的探寻，已经深入到对春秋战国各国的文字考据。而更多的，在考据之余，他从一个印人的角度，对于古玺那种质朴、高古、自然、典雅之美进行剖析，打开了通向上古的一条美学幽径，从认知上对他今后的创作有了较强的储备。这之后，汪凯夙兴夜寐，创作了大量参渗古意的印章系列：心经、古琴印、二十四诗品、古诗文系列，作为他对古典的倾慕和致敬。这些系列印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之前自己的否定，对自己赖以钦慕的浙派的扬弃。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也是艰难的蜕变历程，没有之前的储备，没有多年潜心刻骨的心手追摹是无法完成的。2019年10月，汪凯又完成了《周代金文六种》（与吕金柱合著）的编纂，详细地注解了《大盂鼎》、《史墙盘》、《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中山王鼎》，对于歧义、误释进行勘误，并标注句读，简释原文，为研究者、书法者提供极准确的范本。一次次的积累，一次次的实践，是汪凯对自身、也是对篆刻史的从容检视：作为现代印人，怎样去观照历史？如何把握篆刻的内在逻辑？只有考察前人都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并以此与当代、与自身作为比较，才能够对自身努力的方向做出价值判断，对自身的艺术活动作出合理评估。这样，所有对于靶向的精准锁定，就成为艺术家取舍、扬弃的根本所在，更是一种自身视角的位移：站多高，望多远！
继邓石如以小篆直接入印，就动摇了汉印缪篆在篆刻中的垄断地位。晚清篆刻家得此开悟，开始尝试各种风格的篆书入印，就此，平正方直的汉印章法，逐步为风格多样的篆书书法字形所可能造成的大疏大密的章法所替代。变革带来的震动如春雷裂空，百花齐放，篆刻界涌现了璨若星河的巨匠。这种裂变，在开创极具多样性视野的同时，却始终未能走出为技巧而技巧的狭小怪圈，作为一种流弊演绎至今。汪凯是警惕的，他对多种艺术门类的涉猎，尤其在书法、刻字、篆刻，甚至绘画、诗词等众多领域的实践参悟，特别是对当下篆刻的发展，有着自己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些门类的既相关又区别，使其在更大的范围获得参照系，避免了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这两个极端。他出入门派，极究穷理，检适自用，打破流派观念对其感知力的削弱，极具穿透地寻源探秘，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刀石之路。
入古难而入俗易。汪凯在完成对古文字探微之后，在篆刻上入刀实践。他多年对于大篆的精写，也在实践着“书从印（钟鼎）入，印从书出”的辩证关系。庚子春，因疫而困，却成为艺术家潜心创作的绝佳时间。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创作以孟子语录为主的系列篆刻，五十方左右。我立马道：为什么不选庄子？在我认为，孟子太过严肃，教化式语言在石面的凝结可能会左右艺术家的手脚，对字面的情感介入会传输到刀石。而庄子，是逍遥与自在的，无所捆绑，可以在情感上自我放飞，只要你胆够大！我们几乎是心有灵犀的，他立马知道我想说什么，他说这些印，主要想对近些年来在大篆方面的体悟做一个实践的考察，选择孟子，也是出于工稳一路的考量。
工稳一路，最忌放不开，更忌收不起，这也是我脱口庄子的原因之一。他一说孟子，我也想到了工稳，以为会是对汉印的重新解构与实践，但没想到以金文入印。纵观孟子系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汪凯捉刀之用心，时而滞涩时而畅达，冲切有度，疏密有间，矜持而不畏缩，荒率而不蛮横，清林独啸而不声嘶力竭，茕茕孑立而不盛气凌人，悠悠乎君子之风，切冲孟子要义。对于失蜡浇注的金文，汪凯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力，对于印面的虚空处理十分果敢，辅以简劲用刀，众多佳构不失干净利落。在附着古意上，增加了块面的烛蚀效果，有“蝉噪林逾静”的代入之美。整个印系，可以看到他追求朴实率真、简劲高古的特质，不着痕迹地流露出轻重、巧拙、方圆、疏密、连断对比的篆法、章法心得。
多少个夜，他无眠。一个艺术家的修行，冷寂的青灯下伴随刀入石面时石屑飞扬的场景，像禅定，撩拨的都是外人的心。
202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