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乐园的寻找者
—— 探析王安忆《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人物形象
《桃之夭夭》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杂志《收获》2003年第5期。这部小说的风格坚毅平实而柔软，讲述了女演员笑明明和女儿郁晓秋两代上海女性的故事，通过两人的故事揭示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通过历史与个人生命的相互交融，歌颂了郁晓秋作为人的旺盛充沛的生命力。
[if !supportLists]一、[endif]挣脱于原生家庭的冷漠
原生家庭的环境好坏影响着儿女是否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在《桃之夭夭》中，郁晓秋的家庭成员大多感情淡漠、人性扭曲，但是这并没有阻碍郁晓秋开朗乐观天性的发展，反而在这种冰冷的家庭关系中，锻造了郁晓秋的生命热忱与顽强品性。
郁晓秋的母亲笑明明无疑是婚姻中的受害者，丈夫的背叛使其果断的走向离婚，笑明明从此带着丈夫留下的一儿一女和“私生女”郁晓秋生活。笑明明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她对于与前夫极其相似的一儿一女始终抱有敬畏的疏离感，但对郁晓秋的态度极为随便，笑明明在心中常年郁积的愤怒与不满都不分青红皂白的宣泄在郁晓秋的身上。在小说中，郁晓秋只要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母亲的打骂，她伶牙俐齿，母亲不喜欢；她活泼开朗，母亲不喜欢；她有匀称柔软的骨骼，笑起来有媚态，母亲也不喜欢，这都会成为郁晓秋遭到打骂的缘由。母爱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母亲对她的暴力上，更体现在情感的漠视上。郁晓秋在下乡的日子里，生活十分艰辛，农村地带为女孩子提供不了各色小吃，在农村里，这些城市来的孩子甚至尝不到一点荤腥，因要收取饭费，何民伟代表他们回到上海，而何民伟在郁晓秋的家中收取饭费时，郁晓秋的妈妈只是冷冷的将饭钱交给何伟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她对女儿的现状没有丝毫兴趣，也没有为女儿添些吃食的想法。何伟民对此表示讶异，再次向笑明明确认是否还有其他事，但是郁晓秋的母亲比他还要讶异，在郁晓秋的母亲看来，对女儿的关心与问候都是不必要的。母亲对女儿感情上的冷淡异于常人。
除却母亲对郁晓秋的不关心不照顾，郁晓秋同样也有父爱和兄弟姐妹情的缺失。郁晓秋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一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她从不知父爱是什么样，因此也从不期待有父爱的慰藉。但是郁晓秋有哥哥和姐姐，可郁晓秋丝毫没有感受到两人对她的照料，哥哥姐姐与郁晓秋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都气质清冷，高傲优雅，对生活琐事毫不关心，终日一声不吭的读书，哥哥为了讨好母亲，甚至也无厘头的暴打郁晓秋，姐姐虽没有对郁晓秋施行暴力，可是日日的冷漠使郁晓秋感受不到一点来自家庭的温暖。
家庭关系的糟糕并没有使郁晓秋变得阴暗敏感、自怨自艾，她没有飘摇零落，而是用自身的乐天精神从这边混沌中开拓光明。她对自己的家人没有丝毫的怨恨，只是在与家人的相处时变得更加的小心翼翼，她懂事勤劳，不计前嫌的照顾整个家庭，当“文革”期间母亲被喊去问话的时候，姐姐患病，郁晓秋一面为姐姐的医药费奔波，一面又担起照料姐姐的职责，她贴心的为姐姐置办糖果与牛肉干，骨子里的宽容与简单，生命里的顽强与坚毅都在这个小小的少女身上迸发出来。
[if !supportLists]二、[endif]脱离于社会环境的挤压
原生家庭的不幸——哥哥姐姐和母亲的不亲近、不温柔以及父亲形象的缺失并没有打倒她的乐天精神，她的乐天精神不仅显露在家庭环境中，更体现在社会环境中。
郁晓秋因是“私生女”的身份，周围的邻居多多少少对其都带有一种好奇心，都带有一种看客心态来探究这个小姑娘。但是郁晓秋天生的活泼与率真感化了这些邻居。她口齿伶俐、吐字清晰，在与街坊邻居的逗笑中练就了一张能言善道的利嘴，她四肢协调、活泼好动，灵活的身形在们的注视下跑前跑后，她天生带有的善良可爱与真实纯粹使她的生活充满乐趣。
当郁晓秋跟随社会趋势下乡时，这种带有韧性的生命力再次酝酿开来。郁晓秋和中学同学插队在农村，农村生活简朴，无法满足他们的口舌之欲，同学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上海，但是上海形势混乱，他们被迫长时间的留在农村，郁晓秋的同学们得知消息后又哭又闹，表示抗议，但是郁晓秋表现出了特有的平静与睿智。她既知事情的结果无法改变，便想尽办法适应当下的生活，生活上的聪明智慧使她用普通的食材中开创了新的吃法，她去田地挖细长的芋头，将芋头本身的甘甜发挥在乏味的白粥中，一碗热乎乎的芋头白粥治愈着其他同学的思乡心。除此之外，她为了满足自己的胃，她也会很机灵的将黄豆扔在灶炉里。郁晓秋的乐观与睿智使她身处闭塞落后的农村，也可以生活得快乐精彩。
当郁晓秋毕业分配到安徽农场时，因与家庭关系的情感隔膜，郁晓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衣物和金钱，当其他姑娘互相分享在家里带来的美食的时候，她只好避开，因此她也无法融入集体。但是天性使其不受孤独的侵扰，她虽然不被小集体容纳，但是农人最喜欢开朗向上、朴素谦虚的城市姑娘。郁晓秋的勤劳与热情、善良与体贴再次赢得陌生人的赞许，在其他女孩面前，她的寒酸虽与她们格格不入，但是生命力的飞扬使其蓬勃向上，可以使她再开辟一方小天地，使其能在这方乐园中国活得逍遥、乐得自在。
历史的变幻与郁晓秋的个体生命相互交融，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光是她的身世与家庭背景，还有她作为女性特有的女性特征，都成为打压她的多方因素。因为郁晓秋的母亲是演员，并且在前夫入狱大约两年后生下了郁晓秋，在他人眼里，郁晓秋像她母亲一样也多多少少带有了“不检点、不自爱”的色彩，因此她的母亲以及周围的人对她的女性特征尤为的关注，并且试图压抑这一天然的生长发育。就像王安忆在小说中所表述的那样：“郁晓秋从极小的时候起，似乎就一直受到提醒，提醒她的性别，而这种提醒又总是以蔑视的态度进行，老让她自觉有错，却不知如何是对。”郁晓秋因为身体发育比其他女孩要早，并且身姿曼妙，常常受到同龄孩子的不公平对待与耻笑，郁晓秋因不自觉生发的女性魅力被夺取了众多机会。人们视这样的身体为毒药，为蛇蝎，认为其能腐化人的纯洁心灵，欣赏郁晓秋的少年被当众羞辱、压制欲望，人性的扭曲暴露无遗。即使这样，郁晓秋的生命激情仍没有被打消，她辗转于各个活动团体中，这个团体不能够接纳她，她便大大方方的离开，然后满心欢喜的结交新的朋友，兴致勃勃的学习新事物，郁晓秋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与热情。
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甚至带有污浊之风，但是郁晓秋特立独行，即使身处变幻多端的环境中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然愉悦，并不自觉的发现生活的乐趣，她在逆境中尚可蛰伏，在顺境中亦可开花，乐天精神伴随在她生命旅程的始终。
[if !supportLists]三、[endif]沉淀于爱情婚姻的滋养
郁晓秋的人生是简单直接的，在爱情观上，她似乎秉持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但又显现着一种坚毅、蓬勃、安然、务实的人生态度。
在追求爱情过程中，她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她的一举一动既顺应人的自然欲望及本性，又合乎做人的尊严与体面。郁晓秋与何民伟之间的恋爱关系的形成可谓“水到渠成”，两人的感情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完全由两人的惺惺相惜和互相欣赏构成。郁晓秋与何民伟在恋爱过程中实现了灵与肉的统一，他们的生命激情被点燃，当他们想要建立婚姻关系时，却受到了双方家庭的多重阻挠，但是郁晓秋毫不畏惧，为了能够达到结婚的条件她四处奔波，比何民伟更加积极的去解决问题。
但是两人缘分已定，何民伟选择与母亲同事的孩子柯柯结婚，郁晓秋虽然被何民伟背弃，可是她对何民伟并无过多的纠缠，在那个并不开放的年代，郁晓秋更没有用“肉体关系”要挟何民伟，于她而言，肉体的结合是双方心甘情愿的结果，就像《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与余占鳌一样，那是旺盛生命力的自然宣泄。郁晓秋坚毅顽强的生命力给予她充足的自信与勇气使其不带任何纠缠的离开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像之前遇到的所有困难一样，她的乐天精神使她无暇消极悲观，还未来得及绝望就奔赴在了下一个故事中。
对于上一段感情的结束，郁晓秋表现出了足够的豁达与理解，而对于新感情的态度，郁晓秋又是务实而又充满善意的，并且用自己生命力的坚韧与柔和温暖了身边的其他人。
姐姐因生产不幸去世，姐夫绝望不已，甚至对于现状持逃避、麻木的态度，但是郁晓秋的善意与体贴不允许她对姐姐的婆家和与自己有些许血脉关联的孩子不管不问，郁晓秋在工作之余便担起了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原本寂静冷清的家庭因为郁晓秋的时常光顾变得有些人情味，姐姐的公婆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对待，姐姐的孩子喊她为“妈妈”，较少品尝亲情慰藉的郁晓秋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亲情上的缺失。而顺其自然的，在公婆的推动下以及两个人多多少少对现实的妥协，郁晓秋和姐夫结婚变为真正的一家人。虽然姐夫会时常悼念起姐姐，但是郁晓秋对比也表现了足够的宽容与豁达。她不计前嫌的，像往常一样继续发挥自己的乐天精神，感受着婚姻中其他方面的美好，并与姐夫孕育了新的生命。婚姻家庭最终为郁晓秋提供了一个落脚点，使得她不管在情感上还是物质上都能获得依靠。而郁晓秋在这样的环境中，愈发的安然与坚韧，依然散发着生命的魅力。
纵观整部小说，郁晓秋都像王安忆在小说中所表述的那样：“她就像那种石缝里的草，挤挤挨挨，没什么养分，却能钻出头，长出茎，某一时刻，还能开出些紫或黄的小花。”郁晓秋面对人生中的艰苦与挤压，都显示着一种乐观与随意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并非自觉意识，更不是理性精神的支持，而是源于旺盛顽强的生命力。王安忆着力表现的正是这种蕴含着生命力的女性生命本体的自然与美好，以及这种自然和美好对现实人生的照耀。郁晓秋正是人生乐园的寻找者与开掘者，她的生命意识温暖着自己，更温暖了周围的每个人。
